公元前2世纪前后秦皇、汉武时期汉族王朝统一不久，经济发达， 国势强盛，为了保持和巩固已有农耕区的统治范围，向四周开疆拓土，蒙恬、卫青、霍去病数次出兵，远征匈奴，匈奴远遁。汉族王朝的疆土北面到了河套、阴山，西面到了河西走廊、青海湖边，包有原为匈奴民族畜牧区的鄂尔多斯高原。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属干旱半干旱区，可耕可牧，适宜于半耕半牧。汉族政权占有这一大片空旷地区以后，大量移民，屯垦戍边，多达数十万、上百万，大大超过原有的匈奴人口。大批汉民一到便将可耕地尽辟为农耕地。由于汉民子孙繁衍，和当地游牧民族的汉化，自此以后，河套、银川平原、河西走廊的绿洲便成为传统的农耕区。汉武帝时还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远征大宛，西域诸国纷纷来朝，西汉王朝的势力进拓至新疆地区。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任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进行屯田。秦汉王朝向东北则拓土至朝鲜中部，这里原先也是农耕区。
    与此同时汉王朝势力南下据有了闽、浙、粤原先越人居住的沿海地区，西南控制了西南夷族聚居地，开拓至云贵高原、越南北部，这里原先是处于高山深谷中的分散的民族政权、小国，又从事原始的农业，因此未遇到多少反抗，在国势并不十分强大的东汉时期，还开疆拓土至云南西南部的保山地区置永昌郡，这是西南哀牢夷归汉的结果。
    总之，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400年， 是中国中原王朝疆域奠定的关键时期。从战国以来农耕区已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秦皇汉武逐匈奴，筑长城，置边郡，对北方主观上并无领土要求，一是为了保护农耕区，正如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信中所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史记·匈奴列传》）二是打通和巩固对中亚和西南亚的交通，因为在汉武帝前中原人民与中亚和西南亚已有往来。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第一个由汉、匈奴、羌、百越、朝鲜、西南夷共同组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第二阶段：汉族政权疆域北缩南展期。这个时期大约从东汉前期公元初开始，先有匈奴族的南进，以后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的附汉。这说明居于蒙古高原南部的匈奴，因长期与汉族交往，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愿意与汉族一起生活，于是公元2 世纪开始就有大批匈奴入居今陕北、晋北和冀北地区，与汉民共处。接着在蒙古高原上鲜卑族的统一，成为北部中国一强大的政治势力，不断地侵扰汉王朝北部边境；以后又有柔然、突厥的兴起；西面则有羌人的东侵，成为东汉一代的外患，曾一度威胁到长安的安全。于是东汉先是将沿边诸郡的郡治内迁，以后终于守不住了，放弃了沿边诸郡，北部边界内缩至陇东、陕北和晋北一带。换言之，就是原先半农半牧区又恢复了游牧民族所居而从事畜牧业。进入4世纪，东汉以来入居北中国的匈奴、鲜卑、羯、氐、 羌纷纷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即历史上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这些民族政权的领袖人物，都受到汉化教育，文化上推崇儒学，经济上重视农耕，制度上沿袭汉魏。虽然这些政权统治集团是游牧民族，但被统治的广大人民还是以汉族为主，而政权性质基本上保持了汉魏以来的传统，不过多了农牧民族交融、多种文化融合的特色，例如北齐时邺都城内推行双语（汉、鲜卑）制，充分体现公元4世纪至6世纪末隋统一的300年内， 黄河流域成为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农耕、渔猎、游牧民族进行长期交流和融合，为隋唐统一政权的胡化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的南方情况则又不同。东汉末年以来因为黄河流域战乱连年，北方人口开始南迁，特别是晋末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批世家大族、官宦士庶举家南迁江淮流域，设置侨州郡县，南方人口骤增，平原地区人口已经比较密集，于是向丘陵山区进发，浙、赣、湘、鄂丘陵山区原先是越、蛮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东晋南朝时期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同时也带来了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三国东晋南朝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很多郡县，反映汉族王朝统治势力的向南扩展，农耕区的扩大，从而也使原先的蛮夷汉化。当时在西南地方民族势力强大的，有原由三国蜀汉控制的西南南中地区的k1k702.jpg族的独立，和林邑建国的北进，使汉族王朝控制的越南北部内缩。
    这个时期虽然从现象上看，汉族王朝的疆土在北部有所缩小，但从民族交流、融合角度看，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过程。南方因为没有一股强大的民族势力能与汉族相抗，因此汉族王朝势力的入进，虽然遇有反抗，但最终还是汉王朝的控制得到最后胜利。
    第三阶段：隋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鼎盛时期。隋唐政权是黄河流域经过300 年的民族交融和南方蛮夷汉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唐代在安史乱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国势强盛，北征突厥，东灭高丽，西平吐谷浑，疆土空前开拓。由于唐代政权是吸收了多民族、多元文化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与宋、明不同，在民族政策上是兼容并蓄，李渊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旧唐书·高祖纪》）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通鉴》贞观二十一年）政治上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朝廷里不泛蕃将，许多带兵的是胡人，如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黑齿常之、哥舒翰、安禄山等等。对新辟的原少数民族聚居疆土采取羁糜府州制度，上设由中央派员的六都护府管辖，下设若干羁糜都督府、府州，这些机构的长官均由原部族首领担承，可以世袭，采取与直辖府州的农耕区不同政策，羁糜地区不纳赋税。这种政策加强了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的合作，中华民族的阵营大大地扩展。文化上更是无汉胡之防。向达先生说：唐代“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洛阳城内“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其他生活习俗如家俱、服饰、食品、音乐艺术等等方面，更表现汉胡融合的特色。同时唐代文化包括政制体制对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凡是农业文化的国家都有极大影响。8世纪初安史之乱爆发和以后一百多年断续的战争， 使唐王朝元气大伤，最终内部分裂为五代十国，边境上少数民族乘机强大，建立了与汉族王朝对立的政权，从他们采取的统治制度，如中央官、地方官的设置，明显受到汉王朝的影响，使其民族意识加强，东北的高丽，南面的越南，纷纷脱离中国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