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段：两宋时期。前后300年，中国出现大分裂， 先后分为十一个政权：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南诏、大理、西辽、吐蕃诸部、西州回鹘、喀喇汗国，这些国家是由汉、契丹、女真、回鹘、党项、白蛮、吐蕃等族所建。于是出现了疆土交错、纷陈繁复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的产生是因为隋唐统一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有了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双向交流，使周边少数民族加强了民族意识和政权意识。当汉族王朝一旦国势衰落，周边少数民族即伺机奋起，加强了疆土的开拓、政权的建设和经济的开发。虽然晚唐以后，中国逐渐趋于分裂，但整个中国的社会进步并未停止。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政治体制，明显吸取了汉族政权的统治经验，较原有松散的统治方式有明显的进步，是成熟的汉文化对边区民族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汉民族也有较大的影响。这种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为元统一帝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第五阶段：元明统一帝国的重建和再度分立时期。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疆土拓展期，将原来分裂的10个政权统一在一个帝国范围之内。与汉唐不同的是由边区游牧民族占有全部狩猎区和汉族农耕区，因为是少数民族将其原根据地的广大边区加入了统一的大家庭，故其疆域十分辽阔。《元史·地理志》：“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其最大的贡献是将西藏地区的吐蕃收入王朝的直属版图，这对中国疆土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元帝国的统一，使自8 世纪以来，分裂了四个世纪的中国又重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将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畏吾儿人、西域各部人）的农耕、渔猎、游牧三区溶为一体，加强了各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元朝统治者虽然统一整个中国，却采取了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岐视政策，如根据不同民族和征服先后，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在官吏任用、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均有种种不平等规定。这种民族分化和岐视政策，引起了汉人、南人中上层分子的强烈不满。因此，元朝统治不到一百年即崩溃，代之而起的明朝时期，中国又分明朝、鞑靼和察合台后裔的亦力把里等几个政权，使游牧、渔猎和农耕三大区又处于长期分裂的状态。
    第六阶段：中华帝国疆域的最后形成--清帝国的建立。18世纪中叶形成的清代疆域是秦汉以来中华各民族数千年长期交往、融合的结果。清帝国的疆域分为三个部分：以狩猎为主的女真区、以畜牧为主的蒙古区（包括青藏高原）和以农耕为主的明朝区。清代的统一前后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分为几个步骤：一，从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 至1619年先后统一了女真诸部。1636年漠南蒙古归附清朝。1642年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以东地区全部归入清朝版图，统一狩猎区，清朝完全消除了后顾之忧。二，1644年攻下北京，明亡。1659年平三藩，消灭南明势力，1683年收复台湾，统一农耕区。三，1688年喀尔喀蒙古降清，此后外蒙古为清朝直属领土。四，17世纪中叶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以准噶尔部为核心的漠西蒙古，其强盛时，地跨葱岭东西，天山南北，东抵哈密，西达中亚，曾一度进军西藏，占领拉萨。其势力范围不下于清朝，军事上具有游牧民族特性，骁勇善战，并向外勾结沙俄势力，觊觎中华，对清朝政府具有生死存亡的威胁。清廷康、雍、乾三朝前后经过了多次战役，历时近一百年的时间，先后消灭了准噶尔、回部大小和卓的割据势力，统一西北边疆，有力地抵制了沙俄的扩张，奠定了近代中国西北疆域，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功绩。
    清代自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即有谋图天下之雄心。此后统一大漠南北蒙古，进关与朱明争天下，平南明，削“三藩”，收复台湾，平准噶尔、回部，最终统一全国，前后经历了140余年， 大小战役数十百次，艰苦卓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今天中国的疆域奠定了格局，其功当彪炳史册，永不可没。
    总结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可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主要指农耕区，早在二千年前的秦汉时代已统一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早期农耕是比较先进的产业，农耕民族成熟得比较早，发展比较快。从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汉，以华夏族为核心和杂居在华夏族之间的各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而逐渐壮大，同时周边夷狄的华夏化，最终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统一政权。由于这种变化是以农耕区为范围，以农耕业为基础的，所以容易认同，变化的过程也是渐进的，平和的，形成以后反复较少。
    二，我国历史上政权分裂最久，反复最大之原由，即为农耕、渔猎、游牧三大区的对立。农耕区成熟最早，游牧区次之，渔猎区再次之。因此综观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大致前一千年（唐代以前），与农耕政权对立最强大的势力主要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先后有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这一时期，汉族政权势力占主导地位，当汉王朝占有游牧民族地区后，往往采取农耕方式，开辟草原，于是将先进的汉文化传到了草原，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唐代文化可为代表。游牧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居汉王朝地区后，也愿意吸收汉文化，逐渐形成了双向交流，使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阵容不断地扩大。后一千年，边区少数民族因长期接受汉文化，也逐渐成熟起来，加强了民族意识和政权意识，如东北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由于森林茂密，气候寒冷，人口稀少，长期处于落后的渔猎、采集经济阶段，一直到8 世纪才出现比较成熟的渤海政权。以后的女真亦源于此。西南的吐蕃也在这时形成强大的政权。这时游牧、渔猎民族对农耕业和农产品也产生了兴趣，如契丹、女真、蒙古都有一定的农耕业，同时对耕地的要求也较以往明显。这些民族的强大，逐渐在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吐蕃曾一度为唐帝国强大劲敌，占有过河西走廊，威胁到都城长安；契丹曾占有三分之一的北中国；女真占有了全部北中国，而蒙古最终占有了全部中国。这些民族在入主中国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根据地畜牧区、渔猎区带进了中国，使中国的疆域不限于农耕区，而有了三大区，实为对中国疆域的重大贡献。在此数百年内，畜牧区、渔猎区和农耕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对双向交流、互相融合产生过重大影响，为清帝国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三，清代的统一并非完全靠军事实力。清廷以渔猎区势力为代表，先笼络内外蒙古，然后再统一农耕区，最后平定西北维吾儿、回部，最终将农耕、畜牧、渔猎三大区统一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一，自17世纪以来，沙俄的东侵和中亚势力的东扩，西北民族因外来势力的干拢和宗教势力的影响，分裂意识较强。然该地自西汉以来即受汉族王朝的统治，当地人民与内地农耕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欲分裂，民心不从。且西部历来为中国军事镇守要地，故清廷不惜化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竭尽人物财力，最终将西部纳入中国的版图，巩固了中国西部疆土，对中国社会稳定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准噶尔势力不可一世，其统治地域不下于清朝。试想如无强有力的手段，东南江山可能为准噶尔所有，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必将出现大倒退，人民将沦入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下，其命运当可想而知。其二，台湾自古为中华民族之一高山族的居地，明清以来大批大陆沿海居民迁入该地，对传播中华经济文化起着重要作用，然其地远悬海外，与大陆联系不强。明末郑氏驱逐荷人、葡人，据有台湾，然其势孤力单，地位终究不稳，清廷一举攻下台湾，设立府州，与内地同制，使中国第一大岛与内地融入同一大家庭中，成为国际上共识，可谓是清廷一大功绩。其三，清廷统一农耕、游牧、渔猎三大区，并非以统一模式进行统治，而是根据不同民族、地域特点，分别以不同的统治政策和制度，取得较好效果，其中经验值得研究。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加上清廷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国力颓落，割地赔款，成为国耻。然其前期对中国疆域的缔造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四，自汉朝开始，汉族王朝曾多次统治过非农耕区，开始基本上采取农耕区同样的统治方法，设置郡县，开辟农田。唐代以后，汉族王朝采取了羁糜政策，即唐宋设置的羁糜都督府、羁糜府州。不上户籍，不纳赋税，由当地民族头人自行管理。即不同民族区和产业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这种方法对边区民族有很大的启发，契丹、女真有了农耕区后，也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农耕区置郡县，而其根据地则采取原来的统治方法，如契丹的头下军州和女真的猛安谋克。元明对西南少数民族区则采取土司制度，也即在这些地区由当地民族的头人自行管理，不改变原有的统治体制，不纳税赋，进行自治。清廷在这方面总结了历史上的统治经验，采取了多样的统治政策，对蒙古、西北新疆也采取不同统治政策。这种政策对团结各民族，巩固中华大家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南方面因基本上是农耕区，时间一长，比较成熟，于是自雍正年间开始改土归流，而北方畜牧区，因自然条件，继续采取游牧民族习惯的管理办法。这就使清朝有三百年疆土的稳定，是中国历史长期对不同生产区域采取不同统治经验的总结。
    五，综观历史，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二三千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民族共同缔造的，每一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政权，每一个民族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奠定今天中国疆域规模的，不仅是汉族，而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某些时期边区少数民族贡献更大。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中国完全应该施行民族平等政策，决不能搞大汉族主义。今天的中国文化也不是汉族文化，而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例如我们从音乐、服饰、饮食和其他习俗都可以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痕迹。因此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