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毛纺织部门除了所需羊毛及羊毛半成品靠进口外,其制造过程中所需染料也全部从国外进口。1462年在教皇辖区发现了巨大的明矾矿藏,1491年意大利开始在安特卫普销售明矾。后来安特卫普又从法国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口一种叫菘蓝的染料;1550年以后又进口另外一些新染料,如靛青、胭脂红等(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61页。)。由于染料完全依赖进口,所以染料一旦在输入过程中因故不能及时运到,整个生产过程就受到影响,造成半成品积压,难以按时生产成品。因此,这两个生产部门都说不上是独立的民族工业,在战乱中难以继续起到维持本地区经济繁荣的作用。 除这两个工业部门外,安特卫普还有一系列较小的工业部门,如丝织业、玻璃制造、宝石研磨业等。这些部门所需原料也多从外地进口,而有些部门则完全依靠外来原料,如丝织业需要从意大利进口生丝,宝石研磨业从西班牙、葡萄牙输入宝石;砂糖制造业也是将葡萄牙、西班牙运来的砂糖进行精炼。由于安特卫普市民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因此这些原料是由来自产地的外国商人带来的。又因为当时运输条件的限制,进行远程贸易所需时间较长。例如,在1585年至1586年的战时状态下,货物从安特卫普出发,到科隆需要10至21天,到奥格斯堡为60至75天,到维罗纳和威尼斯90至105天;就是在平时到威尼斯也需要70至80天(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16页。)。经过长时间、远距离的运输及商人的多次转手,原料的价格肯定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出售原料的商人将无利可图。工业原料来之不易,且又价格较贵,势必要使生产数量和生产规模受到限制。 这些部门的产品也多用于出口,以国外作为主要销售市场。譬如,精炼出的砂糖主要运往尼德兰其他城市和英国、德国、法国等地,在安特卫普研磨后的宝石大多数返回了产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少量出口到西欧各地。意大利的生丝在安特卫普织成丝绸后再出口,1560年就使安特卫普获利50万(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12页。)。原料和产品的销售都依靠外部,使安特卫普的这些工业部门对外依赖性很强,缺乏独立进行生产的能力和条件。如玻璃制造业这个部门,就完全依靠外国人,所产玻璃完全按照威尼斯的方法制造,工匠完全是意大利人,本地人只是充当帮工的角色(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78页。)。这些部门一旦失去外源,生产就会陷入瘫痪。 安特卫普在工业发展方面还有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市政长官们对本地工业的发展不怎么重视,经常采取措施限制生产规模。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比如,16世纪初,每个毛织物最后加工业工匠被限制在只能有一台剪布机、二名工人,有些工匠便使尽各种方法来打破这一限制,甚至让自己八九岁的儿子登记为行会的成员以增加剪布机(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3页。)。后来这类限制有所放松,但到1586年又规定只允许毛织物完成工匠有二张剪呢桌和6个帮工(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87页。)。染呢工的一次申诉也反映了这类限制生产规模的事情。1577年,在染呢工向市政当局的申诉中,就要求限制每一家染坊的染料桶数量。据说这类申诉在当时的安特卫普商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82页。)。对工业生产的种种限制,使这种支撑安特卫普经济繁荣的基石越来越不牢固。 三 由于商业、工业两个部门外国人都占据首要地位,表现出极强的外部依赖性,从而使安特卫普产生了一种不利的因素,即城市与乡村经济联系不紧密。 一般来说,正常的城乡经济联系应当表现为:一、乡村能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二、城市产品能在乡村找到市场。而在安特卫普,这两个方面都未能充分体现。乡村与城市的经济关系出现了脱节。 亚当·斯密曾说:"都市是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5页。)由于地理条件的压力,以及尼德兰南部大部分地区封建关系依旧牢固,安特卫普一带的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多局限。又因为散布在农村的毛纺业使许多农民放弃了土地,从而使农产品数量得不到增加。从一个关于安特卫普周围农田租金变化的表中可以看出(注:维尔斯和帕克:《欧洲经济史起源介绍:1500-1800年》,第106页。),只有到了17世纪20年代左右,农田租金才开始大幅度上升,而在16世纪时,其价格起伏并不大,所以农业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着工商业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农村没有多余的粮食和农产品来供应城市需要。据记载,低地国家的许多地方,农民只能生产够自己和家庭所用的粮食,城市依靠进口外来粮食(注:维尔斯和帕克:《欧洲经济史起源介绍,1500-1800年》,第113页。),安特卫普就是其中之一。 安特卫普有三个谷物和鱼类进口中心,说明它需要从外面输入粮食来满足本城及整个布拉邦特地区的需要(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页。)。谷物贸易在安特卫普商业中占据很大的位置,这可以从波罗的海的交易中得到反映。1550年到1560年这10年间,在安特卫普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中,出口仅占30%左右,而从波罗的海进口到安特卫普的贸易额,则占70%,而且大多数是粮食(注:哈瑞:《文艺复兴晚期的欧洲经济:1460-1600年》(Harry,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1460-1600),剑桥1977年版,第139页。)。这就说明了安特卫普所需要的基本生活品,不是主要由周围农村提供的。 在工业所需原料方面,安特卫普周围的农村也未能充分供应。这一点已在上文有所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有一点必须肯定:工业原料在本地得不到满足,需要从外部进口。 农村在若干方面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而城市本身与农村联系也不紧密,它既不积极地将工商业扩展到农村,也没有把农村变为自己工业产品的销售地。安特卫普的各类工业,除了玻璃制造业、火药等多为本地生产(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04页。),极少出口产品外,其他工业,尤其是奢侈品制造业,如宝石研磨、丝织业等产业几乎全都销往国外,作为安特卫普著名行业的书籍印刷出版业更是如此。在众多的出版物中,只有部分书籍面向本地,绝大多数是面向国际市场。据1566年的普蓝坦帐簿统计,在16,344佛罗林的书籍销售额中,有4062佛罗林出口到德国,3480佛罗林到法国,英国为1067佛罗林,对外出口额共占书籍销售总额的60%(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5页。)。 由于工业原料供应及产品销售都依靠外部世界,因此,安特卫普对于国际贸易及国际市场的重视甚于国内市场,这就造成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松散,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缺乏坚实的后方腹地。 四 不断发展的商业必然要求金融业相应发展,因此,16世纪安特卫普的金融业也十分发达。安特卫普有着广阔的金融市场,除了安特卫普外,还辐射到德意志的一些城镇,尤其是汉堡、法国的里昂、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城市。但由于安特卫普的金融业中起支配作用的依旧是来自各国的巨商大贾,因此安特卫普的金融业也同样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与政治联系过密。 在安特卫普金融业中,起初是意大利人位居首位,16世纪20年代之后,德国商人开始取而代之。这时,掌握安特卫普金融业的是一小撮商业巨头,主要有南德的富格尔家族、韦尔泽家族以及西班牙的韦勒和莫克西亚等。这些商人都很有经济实力。例如,在1546年南德的富格尔公司所造的资产清册中,其资产达到了700万盾(注: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第69页。)。但是从他们在安特卫普金融交易所的活动来看,他们并未将大笔的资金投到工业和商业方面,而是主要用于向各国政府贷款而坐食利息。富格尔家族的查尔·富格尔曾夸耀到:他曾借给查理五世100万佛罗林进行1519年的皇位竞争,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查理五世将不会获胜(注:马兰德:《16世纪的欧洲》(Maland,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麦克米伦公司1982年版,第50页。)。由于金融业同政治联在了一起,使本该投资到商业和工业的资金发生了转移,从而使金融业与商业分离。 早在1511年,尼德兰政府就将安特卫普作为贷款基地,1516年向安特卫普借款5万佛罗林之多。此后,各国政府都步其后尘,开始向安特卫普借款。他们以各种理由与条件提出借款要求。年复一年,他们借款的数目不断增加,葡萄牙国王1543年欠安特卫普之债达200万克鲁让多,1552年上升为300万(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161页。)。 这样大规模地向各国政府贷款,对安特卫普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一、投资到商业和工业中的资金越来越少,商业贸易得不到金融方面的支持,持续发展受到阻碍。二、由于贷款的对象是相互竞争的各个大国,因此一旦这些国家的银行宣布破产,投资者就会遭受巨大损失。如果金融集团纷纷撤离,安特卫普的金融交易所就会马上随之倒闭。1557年,西班牙政府宣布破产,1560年葡萄牙政府也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些国家银行的破产,原在战争灾难到来之前,就已大大损害了安特卫普商业的国际声誉。后来,安特卫普陷落,金融业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金融交易所被关闭,改作了市立图书馆,后来又变成了地毯厂。 上述四个方面的缺陷,是造成安特卫普经济衰落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因素。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外部原因,内外因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安特卫普国际商都地位的迅速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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