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问题，前人论述甚多，但绝大多数都局限于史学理论范畴而未将其纳入民族形成与融合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虽然近代也有文章将正统观与某些民族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但也只注意某一朝代，某一民族的历史变迁，没有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融合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笔者认为，正统观是国家政权的产物，是社会群体对某个统治皇朝是否认同、拥戴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因素，而又被思想家加以提炼归纳而上升为理论形态的思想观念，应纳入民族心理范畴。因而它不仅仅是史学家修史编年的指导思想。它一旦形成，便会反过来对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起着重大影响作用，并规范统治者的行为。笔者不赞成梁启超那种笼统的纯史学理论的六分法（注：见《论正统》，《饮冰室文集》之九《新史学》。），而将中国古代正统观作为一个流动过程放到整个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中进行考察，试图以此来探寻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轨迹、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楔机。因此，本文将中国古代正统观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来论述。
    一、中原地域正统观的产生
    中华民族正统观，有相当一段时期，徘徊在对中原地域的尊崇上面。整个先秦时代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中，某个政权能否得到人们的拥戴，成为正统，首先看他是否能争得在中原的生存权和对中原的主宰权，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我们通过对“中国”这一词的词义进行考察就可看出。“中国”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不是国家，而是指地区居中，即中原地区。“中国”与中原、华夏、中州意思相近，是一个地理概念。《礼·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战国策·秦策三》：“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这里的中国是与中原以外的地区相对而言的。段玉裁在注《说文》：“夏，中国之人”时说：“中国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k1k201.jpg、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王筠《说文句读》也说：“言中国者，於夷曰东，於羌曰西，於蛮及焦侥曰南，於闽曰东南，于貉曰北，皆据中国以指斥之。”这说明中国人民历来以居住在中原为自豪，以中原以外的四周方国为鄙俗，“蛮”、“夷”、“戎”、“狄”是一种贱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注：《左传》闵公元年。）“夫戎狄，冒没轻馋，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注：《国语·周语中》。）由于占居中原，有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因而占居中原者，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衰，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从前者来看，夏朝、商朝均是因为占据中原才赢得正统地位的。凡属不愿成为正统，也最好离开中原，逃到蛮夷戎狄中去。如周太伯、仲雍二位也是周太王的长子、次子，但太王想将王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及季历之子姬昌（周文王），因此太伯、仲雍二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注：《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不被承认为正统者，也就被赶出中原，“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注：《左传》文公十八年。）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周代历史的发展，周人先世本兴起于陶唐、虞夏之际，因追随夏朝，出任稷官，毫无疑问是中原人，华夏种族，但由于政治变故，“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注：《国语·周语上》。）“文王事昆夷……大王事獯鬻。”（注：《孟子·梁惠王下》。）因离开了中原华夏地区，便沾染上了戎狄习俗，因此有文王“西夷之人”（注：《孟子·离娄下》。）的说法。但由于周人“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逐渐改变长期沾染的戎狄习俗，向中原文化靠拢。“避夏桀于戎狄，变风易俗”，（注：《吴越春秋·吴太伯传》。）才在戎狄中站住脚跟，并发展壮大起来，成为西夷之霸主，但周人要真正成为正统，还必须成为中原的一员，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周代的真正兴起，应是《史记·周本纪》所指“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断虞芮之讼”。《诗·大雅·绵》也说：“虞芮质厥成，文王蹶蹶生。”受命也即称王。《毛传》也说文王平虞芮之讼后，“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此时，周人已经跻身于诸夏，成为诸夏的一员，这也是它后来可以推翻殷商，成为中原统治者最关键的一步。正如葛志毅所说，“断虞芮之讼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周人在文化上开始受到中原诸夏的认同。唯有如此，方可取得西夷盟主进而为中原圣主的资格。”（注：参葛志毅《周人变戎复夏考论》，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而中原文化圈以外的诸国，如楚国、越国原本是华夏血统，因一时离开中原，便自认落后，主动尊中原为正统而又不甘愿长期处于非正统地位。
    综上所述，在秦以前，是否能成为正统，主要不是以民族血缘为依据，而是以占居中原地域，拥有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当时华夏民族并不是一种完全定型了的成熟了的民族共同体，其主要不以血缘、种族和民族心理作为划分华夷的根据，而以地区差别不同而形成的一些语言、服饰、饮食等生活习惯为依据就是例证。占据了中原，夷可以变为夏，离开了中原，夏可以变为夷。正如金代思想家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中所说：“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注：《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四。）
    中原地域正统观，作为中华民族形成初期凝聚民心的一种主体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对民族融合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是中原先进文化向外征伐扩张，传播了先进文化，同化感染了四周部族。二是四周落后部族相继跻身中原，自愿称臣，接受中原先进文化，要求被同化。这样，互相融合，从而扩大了中原的地域观念，也扩大了华夏文化的内涵。在先秦时期，中原主要指今河南一带，到秦统一后，中原的含义扩大到黄河中下游流域直至整个黄河流域。华夏在先秦，主要指齐、晋、郑、宋、鲁、卫等国，到秦统一后，楚、秦、吴都纳入了华夏范围。
    中原地域正统观的产生，首先反映了民族在形成初始阶段并未完全稳定性的特点。任何民族的形成，首先必须有一个对原始地域的崇拜时期。斯大林认为，民族形成以四个特征为标志：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注：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我认为，如果我们承认这四个特征，那么共同地域又是最基本最原始的特征。只有有了共同的地域，民族活动才会基本稳定下来，才能形成民族共同的语言；也只有共同的地域，才可能产生共同的市场，共同的经济生活；也只有共同的地域，才能形成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但民族一旦完全形成并稳定下来后，其地域特征显得不十分重要，而让位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先进的经济、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正统观的产生，又反映了主体民族为农业民族的历史特点，有利于主体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扩大，对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是十分有利的。农业民族只有在富庶肥沃的土地上才能创造出较为发达的文明。简陋的原始工具，低劣的生产力十分依赖于土地的质量，因而肥沃、松软的土地既是四周部族崇拜的对象，又是他们争夺的目标，从而形成地域崇拜。其次因为中华民族早期华夏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农业民族频繁的灾荒，使本族血缘内部的一些人口在有限的地区内迁徙，从而也冲淡了血缘本位主义在民族形成上的作用。如周祖先，楚、吴、越等祖先离开中原就是例证。再次是华夏族长久占居富庶地区，因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比较固定，就早于四周的民族形成共同体，而先进的民族经济和较为成熟的民族文化也具有凝聚力，不但对本民族成员言，对其他还未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落后部落也具有吸纳作用。《孟子·梁惠王下》载：“汤始征，自葛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四周夷狄部落纷纷归顺外族征伐者，竟然都希望外族来推翻自己的腐朽政权，这对于一个已形成民族，已有民族共同心理的共同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四周部落还没有形成民族共同体，因此，这些分散的部落最后完全同化为华夏民族的一员，这正是地域经济文化的吸纳作用，也是形成中华民族早期地域正统观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早期这种不重血缘种族只重居住权的特点，又表明中华民族群体主体民族的宽容性。孔子的“入华夏即华夏之，入夷狄即夷狄之”正是表明早期华夏、夷狄极易跨越民族障碍，加强民族融合的事实。但到民族完全形成并稳定下来，民族共同心理则占居主要地位，地域正统观也就让位于民族正统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