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民族正统观的形成
    秦皇统一至北宋兴起，属汉民族正统观时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汉民族气节开始取代中原地域观念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价值准则。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在普遍的道德法规上，人们对夷狄采取仇视态度，对诸夏采取亲近态度，但并未有意去树立一种民族楷模，进入夷狄群的诸夏人也不执意地要保持一种民族气节，而是大部分甘愿被夷狄同化。吴太伯、仲雍、楚王先祖及演化为羌戎氏的四岳之裔胄等均如此。而秦、汉以后就全然不同，汉武帝时的苏武， 出使匈奴19年，因他历经千劫百难而“不辱君命”，表现汉民族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从而成为以后汉民族气节的楷模，连苏武在匈奴沙漠牧羊的汉节也成为以后“汉民族气节”的代名词。（注：《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从此，守汉节，失汉节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标准。
    （二）“中国”一词开始成为汉民族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一词历来是中华民族正统政权的代名词，人们历来对众个分立政权，一直争论谁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者为正统，否则是僭伪。因而考察“中国”词义的变化大有必要。如前述，“中国”一词在先秦主要指中原地区或中原诸国，到秦帝国建立后，它逐渐演变为专指汉民族建立的政权。秦虽很短暂，但人们也将“秦”称为“中国”，有人说“中国”一词在英语叫“China”，是“秦”一词的变音；两汉时， “中国”又主要指汉朝。《南越五主传》第一卷《先主传》载：[陆]贾曰：“皇帝……统理中国之人以亿万计，地方万里……”《汉书·匈奴传上》载：冒顿……复使来谢曰：“未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汉族政权已南移，北朝人又称南朝为“中国”。前引南朝宋大将柳元景北伐时抓到大批北魏俘虏，俘虏们所说话中提到的“未敢背中国也”中的“中国”就是指南朝刘宋政权。隋唐时，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以“中国”称呼唐朝。“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注：《通鉴》卷二二六，唐德宗建中元年。）。到辽、宋、金时期，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又将宋朝称“中国”，“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唐明宗，近则宋太祖、太宗也”。（注：《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
    通过以上观察，到秦汉以后，“中国”一词已由中原地区的地理概念开始演变为主要指汉民族国家概念，说明中原地域正统观已被汉民族正统观所取代。
    （三）汉民族正统观念的直接提出。汉民族正统观念的直接提出，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在当时，“正统”一词称“正朔”。十六国前秦主苻坚执意讨伐东晋，统一天下时，苻融就力劝：“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注：《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附苻融》。）前秦兵强马壮，拥兵97万，似乎有必胜之把握，然而苻融却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正统不在己，民心不附，因而必不得成功。又《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载高欢语高齐曰：“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肖衍，事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错，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肖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在高欢看来，由于南方汉族政权继承汉族传统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正统所在，民心所向之处，要想巩固统治，稳住民心，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当然，这段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也有自视为正统的。北魏一朝，包括北魏鲜卑最高统治者和汉族大部分士人，大都自视为正统，从立国号为魏到崔浩等人的树正统运动，其目的都为了树北魏正统，不同意南朝的正统地位。后来北魏政权确实也被汉族士人所接受，孝文帝也被汉族士人接受为“四三皇而六五帝”的圣主。（注：《魏书》卷六二《李彪传》。）但这只是更能说明汉族正统观的巨大影响作用。因为北魏的自视正统及与之俱来的拼命推行汉化运动，是以牺牲鲜卑族的文化特点、族别为代价的，最后彻底消灭了自己的特点，完全同化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政权以后，才成为汉族正统。这恰恰说明此时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兄弟民族，骨子里还是汉民族正统观。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说到底是民族同化，或者说是汉化，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民族融合，这与以后元、清两朝少数族政权公开宣称少数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反对华夷之别，反对那种其他族属不能为正统，而又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点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
    综上所述，当时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认为汉民族政权是中华正统所在，少数民族尽管占据中原地区，有着富庶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因在人们心目中，均是非正统的因而得不到人们的拥护。因此，苻坚公元三八三年发动的淝水之战，自以为有士卒97万，“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必是“有征无战”，结果却导致“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千古笑话。而在公元三五四年，东晋桓温进军关中，抵达霸上，“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军十八九”。（注：《晋书》卷九八《桓温传》。）北魏太武帝在瓜步进伐南朝刘宋政权时，淮南人民“人情辑和，鲑米丰盛，器械山积”（注：《宋书》卷一百《序传》。），以抵抗北魏，最后使北魏大败而回；但同年，宋军北进中原时，“关中诸义徒并处处锋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注：《宋书》卷二七《柳元景传》。）
    因此，在东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年的历史中，少数民族政权占领北方，保持地理、经济、军事优势，汉族政权占领南方，保持精神、文化、民心上的优势，从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这种平衡就不会被打破。因而凡取得北方政权的少数族统治者，总想统一南方，取得正统资格，得到汉民族的承认。然而在当时情况下，要想统一南方，又首先必须成为正统的继承者，其唯一可能就只有加强汉化改造，被彻底同化前，是难取得这种资格的，即使是汉化的少数族政权，也难以统一全国。因而在元统一前，少数族一般只能统一北方，完成统一南方的任务，总要等北方条件完全成熟，其条件，正如我在拙文《试论中国爱国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兼谈古今爱国主义的区别》中所说：只能是“北方政权的主宰者改变民族身份……统一南方的任务只有隋文帝、宋太祖这样的汉族人当皇帝才能完成，这里面尽管有偶然因素，但民族身份大概不能不算一个重要原因。 ”（注：见《烟台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
    在秦汉至五代十国这段时期，汉民族正统观之所以起主要作用，有着它深刻的历史背景，既反映了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特征。秦皇“扫平六合”，混一宇内以后，建立起东至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疆域辽阔的统一的汉民族封建帝国，而刘汉皇朝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备了封建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全面建立起儒家的道德文化，从而标志着汉民族共同体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已经形成，同时也使经济得到比四周其他部落国家快得多的发展，因而与周围少数民族比起来，汉族为正统，无疑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汉民族正统观的产生，又是汉民族面临危机的一种自保的群体心理的反映，是汉民族的自尊意识遭到强烈挑战的产物。正统观念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正统必须有非正统，只有当自己的正统地位有被取代的危险，它才有被一再反复提起之必要，只有当一个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这种自尊意识的正统观念才有被用来作为维系民心，调动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武器。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就是汉民族在面临危机而形成的自保群体心理的一种突出反映。（注：《徙戎论》，见《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五胡乱华”，晋鼎南迁，正统观念对汉民族来说失去了地域意义，因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汉民族成熟的民族共同心理来维系民心，抵御外侮。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已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来说，地域的转移，京都的迁徙并不影响民族的稳定，而民族心理却起着主要作用，因而地域正统观就自然地为汉民族正统观所取代。对北方来说，尊正统在南方，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一是北方汉族士大夫，尊正统在南方，是为了保护南方汉族政权和汉族文化，同时也迫使少数民族汉化，只有尊南方汉族政权为正统，汉化才有了名正言顺的根据。二是北方少数民族正处于部族向民族的过渡时期，他们还未完成自己的民族统一，未完全形成自己共同的民族心理，当然也难以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他们虽然在军事上暂占了优势，将汉族政权驱赶到江南一隅，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土地上的一个独立主体的条件还未成熟，在总体上仍然无法与汉民族相抗衡。初尊南方政权为正统，正是自身虚弱，需要借助他人的光来照亮自己的表现，因而他们拼命汉化，最后连自己本民族文化特点也荡然无存，本民族也被完全同化为汉族，最后只能从姓氏上去寻找那些民族的遗迹。等到少数民族政权完全等同于汉族政权，没有丝毫的民族特点的时候，北方汉族士人已完成他的历史使命。汉民族正统观在长达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高峰，其结果是使周围与汉民族交往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彻底汉化，同化于汉民族中，成为汉民族的一分子，从而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隋唐皇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