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发展与定型
    谈到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问题，首先必须作一个说明，渴望统一，反对分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大概在西周或者在夏、商时就有萌芽。作为理论的诞生，至少也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大一统观念。但我这里所讲的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是针对汉民族正统观而言的。以前的统一观，只是汉民族内部所承认的统一观，汉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统一观，即汉民族内部两个或多个角逐者争夺正统地位，谁能统一天下者为正统，否则为非正统。而且这种统一正统观在汉民族正统观面前，总是要退居第二的位置。因此，不能将汉民族统一正统观看作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
    大约到公元10世纪以后，由于中国古代各民族相继发展完备与定型，他们作为中国土地上的政治实体的条件开始具备，逐渐有了真正的自主意识，因而才有了与汉民族争统治权的资格。只有到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才开始诞生，但到完全发展完备定型，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宋、辽、西夏、金、元和明清两个时期。
    （一）辽朝建立到元朝灭亡，属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发展时期。这段时期，与以前比起来，有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公开提出自己可以为正统，再也不是过去那样温良恭俭让了，不仅是少数民族首领，连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也如此。《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载：道宗曾听汉人侍从宣讲《论语》，当讲到“夷狄之有君”时，疾读不敢讲，道宗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又辽天祚帝在降金表中说：“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注：《大金吊伐录》卷四。）到了元蒙皇朝，元世祖根本不以非汉族身份为辱，认为他应是当然的中华之正统。他在建国号为大元时，下诏曰：“延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神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未有。顷者，耆宿诣庭，奏奉申请，谓既成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注：《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
    由此看来，元世祖认为他是中国历代皇朝以来，拥有国土最广的一朝，毫无疑问是中国当然之正统，因此定国号为元。现在再来看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汉族土人对正统观的态度。
    辽朝刘辉对修史问题上书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注：《辽史》卷一○四《刘辉传》。）可见他是坚决反对以华夷辨正统的。对于欧阳修将辽朝贬为非正统，刘辉主张用以牙还牙的手段来回击欧阳修的汉民族正统观。再如金代汉族文人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中提出所谓华夷、正统与非正统的关系，都是可改变的观点，实际也是对汉民族正统观的批评。另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编金代《野史》时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史书说他：“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之史作，己所当任。”（注：《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苑传·元好问》。）这些都说明他是认准金代可以为中华之正统的。而元代著名汉族士人郝经的许多言行更表明他认为蒙古族完全可以为中华之正统。郝经，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注：《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曾官至蒙古江淮荆湖南北集路宣抚副使。他饱读诗书，深受儒家传统教育，应该说他的观点是很能代表当时身居蒙国中的汉族士人、官僚的思想观点的。他明确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注：见《郝文忠公文集》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史书》。）的观点，而他预言南宋的前途，即“我观宋祚将不久矣！”（注：《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很明显，郝经表现的是一种现实的中华统一正统观，摒斥了汉民族正统观。
    二是汉民族政权开始尊少数民族政权为正统。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中，汉民族政权对其他民族一直以俯临群小的态度待之，视四方夷狄为臣伏之国，从未向少数民族政权屈服过，即使是东晋南北朝时期，汉政权被驱赶到江南一隅，高贵的架子仍未肯放下而自视正统。然而到辽、宋、金、夏时期，腐朽的宋朝一改汉民族尊贵的品格，屈身下驾向辽、金称臣。宋最高统治者以实际行动承认少数民族政权可以为中华之正统，汉民族一家为正统的根基已经严重动摇。
    三是史学界的中华统一正统观集大成之出现。史学界的正统观问题历来是争论最频繁的。辽、宋、金时期，正统问题争论尤为激烈，有主张汉民族正统的，也有主张统一天下为正统的。而只有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正统观成为中华统一正统观之集大成，他借编著历史巨著《资治通鉴》鲜明地提出他的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在《通鉴》黄初二年的《史论篇》中以洋洋近千字，详尽论述了他的观点，批评了“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的民族偏见，认为都是“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因此得出“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的中华统一正统观。应该说司马光的统一正统观已经代表了当时许多思想家的观点，同时又是当时政治现实，民族融合深入发展之反映。
    由于这段时期民族融合的加深，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广泛深入人心，从而为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元灭南宋，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南宋谢太皇太后下诏要各地起兵勤王，“无一人一骑入斗者”，只有张世杰与文天祥仓促募兵响应，文天祥的朋友还劝他放弃这一行动，认为此举无异是“驱群羊而博猛虎。”（注：《宋史》卷四百十八《文天祥传》。）当时的形势正如谢太后诏书中所说：“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注：《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传谢皇后传》。）通过元蒙灭南宋与前秦主苻坚伐东晋、北魏太武帝侵宋形成鲜明对比，同是少数民族统治对汉族政权的战争，后二者汉族政权内外配合，上下同心，故能临危不惧，取而胜之；而前者汉政权却士卒离散，民心丧尽，因而土崩瓦解。我们当然可以责备南宋政权腐败，官吏毫无民族爱国之心，但同时我们不应该从另一角度去观察，这不正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华统一正统观深入人心之表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