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揭开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序幕
    “如果说列宁在1913年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总结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学说，那么，现在我们就应当把列宁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看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勾画出基本轮廓而为列宁所发展了的学说；除了上述三个组成部分之外，列宁又总结了三个新的组成部分：第一，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端的经验；第二，俄国历次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中的作用；第三，被压迫民族的运动。”(12)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全面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揭示了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结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向世界宣告，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在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权。
    列宁在开创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时，坚持社会历史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法，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民族性，以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如何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实践问题。列宁说：“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3)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时，造成“多样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每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民族特点等。
    十月革命既非“早产”，更非“悲剧”。落后的俄国首先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垄断资产阶级将这些矛盾转嫁到落后的俄国，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诸多矛盾的交会点，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最薄弱的环节。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前后，苏联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攻击十月革命的逆流。在争论“十月革命究竟是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是悲剧性错误”时，一些人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污蔑十月革命犯了“原罪”，是“一场阴谋”，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政变”，是左翼激进政党“篡夺政权”，是俄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幸产物”，是各种“偶然事件的巧合”，和俄国社会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等等。总之，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彻底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垄断资产阶级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起自己的一统天下张目。不言而喻，如何评价十月革命绝非仅仅是所谓的“学术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内容。
    值得重视的是，上述种种奇谈怪论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使人们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思想混乱，产生消极影响。在个别人看来，只要是外国的“新”的理论，就一定是“好”理论，不加分析地盲目接受，将“新”看成是“好”的同义词。殊不知，在“新”的招牌下，要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老生常谈，换汤不换药；要不然就是拾人牙慧，包装上晦涩的概念或术语，标新立异，自欺欺人。这些做法，从内容到形式，和严肃的历史科学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在世界现代历史研究中，历史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得尤为突出，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内容也日渐彰显，对此，广大世界现代史研究者应有清醒的认识。
    十月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何谓“历史必然性”？“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往往也被称作历史必然性。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一种历史必然性，没有它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发展；1861年所谓‘农民解放’也是这样一种历史必然性，没有它俄国的资本主义就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就这个意义而言，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因为没有它社会就不能继续发展。既然社会要发展，社会主义就不可避免。马克思、恩格斯讲到‘社会必然性’都是就这个意义而说的。”(14)无论从俄国还是从世界的视角，也无论从九十多年前，还是从21世纪初的今天来看十月革命，它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5)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统治阶级，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16)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17)这里所说的“世界性交替”，是指“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的到来，这是“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18)十月革命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即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与矛盾斗争的新的历史格局。十月革命已经过去90年了，无论是十月革命的故乡，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现时代的性质，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并没有改变。
    四、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内容
    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四大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垄断组织在国家和世界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渗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输出已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走向全面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内外政策，使“四大矛盾”不仅无法解决，有时甚至会变得更加激烈。这些从本质上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存在，决定了时代的基本特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与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期相比，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垄断资本通过跨国公司的形式，加快向国际化方向发展；银行和整个金融资本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调整和调节，更为成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增强；殖民体系瓦解后，帝国主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夺、掠夺出现了新的方式和形式。但是这些变化或特征，绝不表明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其本质仍然是帝国主义。
    在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四大基本矛盾的发展并不平衡，矛盾的激化、缓和或转化，各种力量对比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构成了具体的、复杂的和生动的世界现代历史图景，如无产阶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苏联社会主建设和苏联解体，以及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等。时代矛盾的不平衡发展，决定了时代主题的转化。包括世界现代史在内的历史矛盾运动，不可能是笔直的。无论历史发展如何曲折、矛盾，停滞甚至暂时的倒退，但正是这些历史矛盾运动，从整体上决定了世界现代历史的进步趋势。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现代历史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重大成果及其社会影响；对于世界现代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因素，同样都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葬仪上的悼词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展，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他还强调：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9)马克思在谈到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时曾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因为作为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之一便是“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20)他认为分工、蒸汽力和机器“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21)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和新的特点，是一个必须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历史进程表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不仅仅是科学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这种后果，既包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也包括对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负面效应也应重视。具体说来，除现代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之外，现代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与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格局、与现代性问题；现代科学技术与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等等，都应该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考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时，也不能脱离现代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是世界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探讨社会主义与科技革命相结合的途径和方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文化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在20世纪，美国所有政治家进行决策时，毫无例外，文化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2)19世纪英国文化史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说来，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关于文化的专门的定义，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为我们科学理解什么是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意义。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植根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文化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有鲜明的文化因素渗透其中。在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文化问题日渐重要，在各个国家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文化因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国际文化竞争已经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各领域，以致各个国家都不能不把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问题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世界现代历史的本质内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系统地研究世界现代史，应有针对性地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例如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4)但是，长期以来，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在历史研究中却往往被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这种情况在今天应当有所改变。人类的发展受自然界的制约，人类的灾难既包括社会因素造成的灾难，也包括自然灾难。自然灾难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和自然关系的恶化或破坏造成的结果。恩格斯针对“劳动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这一似是而非的命题时说：“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25)马克思经典作家始终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本质的统一，人的历史活动应当包括人类史、自然史两方面的内容；不应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不能将其对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