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子不修《春秋》
    西周、春秋时代，统治阶级士君子国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领域享有极其广泛的民主权利，王权、君权受到制约，不得专擅。士君子国人阶级决定国家大事。他们可以流天子，逐诸侯，放卿士大夫。这些都是西周、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因此无论天子、诸侯和卿士大夫个人都是无权修改太史所掌管的国史记录的。当然孔子也不得例外，不能也不可能修改太史所掌管的国史记录。西周时周厉王要扩大王权，专政专利，引起士君子国人反对，流王于彘，并推举共伯和也就是卫武公摄行王事。厉王死，宣王即位，卫武公返国。宣王即位后并没有为他的父亲周厉王翻案，改写国史，卫武公寿考，活了九十五岁，为人称颂，在西周时代只有他可以与周公旦比美，也没有受到周宣王的报复。春秋时代依然如此，国家大事由士君子国人阶级决定，天子、诸侯、卿士大夫不得修改太史所掌管的国史记录。孟子所说的“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是入战国以后诸侯国纷纷建立中央集权政治过程中的事。
    以下仅就《左传》所载，择其尤著明者加以说明。
    《左传》宣公二年：
    己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慼’。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赵盾是晋国执政，赵氏是晋国强宗，然而太史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而赵盾不能置一辞。不仅当时赵盾不能置一辞，终春秋之世，赵氏也不曾翻案修改。孔子评论这一历史事件，既赞美董狐的“书法不隐”，又为赵盾“为法受恶”惋惜，正如《国语·楚语上》所说的“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而已，何曾修《春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辛丑，公与大夫及莒子盟。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骄横而专齐国之政的崔杼也未能改变太史的实录，孔子何人而能修《春秋》！
    《春秋》桓公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传》桓公二年：
    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
    《左传》文公十五年：
    三月，宋华耦来盟，其官皆从之。书曰：“宋司马华孙”，贵之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请承命于亚旅。”鲁人以为敏。
    鲁桓公二年至鲁文公十五年恰巧整一百年。华氏虽为宋国强宗巨族，也终于没有修改国史实录。那末国史实录就不能修改了吗？也不尽然。
    《左传》襄公二十年：
    卫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之无及矣。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孙林父、甯殖出其君发生在鲁襄公十四年。那一年的《春秋》是这样记载的：“己未，卫侯出奔齐”。并不如甯惠子所说是“孙林父、甯殖出其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甯悼子在鲁襄公二十六年春二月辛卯“弑其君剽”，“甲午，卫侯复归于卫”。也就是“君入则掩之”。甯悼子杀卫殇公纳卫献公后通报诸侯国以“卫侯衔复归于卫”，然后诸侯国史官按当时惯例，追改以前的“孙林父、甯殖出其君”为“卫侯出奔齐”。好象是卫献公自己出奔又自己复归似的。这是按当时的惯例，也就是“君入则掩之”的惯例，无关甯悼子把持卫国政权，利用政治权势，因为甯悼子于次年就被卫献公杀了。
    以上四条，其中第一条太史书“赵盾弑其君”后即“以示于朝”；第二条太史书“崔杼弑其君”于“公与大夫及莒子盟”的场合，与“以示于朝”相当，都是在朝会的大庭广众之中，目的在取得士君子国人的一致意见。第三条“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更可以看出是士君子国人先讨论议决而后太史按决议书写。第四条说明只有依照传统惯例方能修改太史所掌管的国史记录。既然如此，孔子要修改《鲁春秋》，而且毫无道理地断自鲁隐公，割裂国史，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那末，究竟是谁修《春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