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占有重要的一席。作为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研究者。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历史学家。
    一、邓广铭的学术道路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生于山东省临邑县。临邑是一个相当偏僻、闭塞而且文化很不发达的地方，在清代二百多年中，临邑没有出过一个进士；邓家在当地虽算得上殷实人家，但也不是书香门第。
    1923年夏，16岁的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教育家，在此求学的四年间，邓广铭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注：邓广铭：《自传》，载《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他当时读到的史学著作中，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师的同窗如李广田、臧克家等人，后来都相继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他却最终选择了史学，这与风靡那个时代的疑古思潮对他的吸引是分不开的。
    1927年，邓广铭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三年后，他来到北平，准备报考大学。1931年，他第一次报考北大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入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从此步入史学之门。这一年他25岁。
    1927年至1937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代，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则是北大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系的专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陈垣、顾颉刚、钱穆、胡适、傅斯年、姚从吾、蒋廷黻、雷海宗、陈受颐、张星烺、周作人、陶希圣、李济、梁思永、汤用彤、劳干、唐兰、董作宾、毛子水、郑天挺、、向达、赵万里、蒙文通等人，阵容非常强大，可谓极一时之盛。学生当中也人才济济，桃李芬芳。仅1935年和1936年两届毕业生中，就涌现了王树民、全汉昇、何兹全、杨向奎、李树桐、高去寻、邓广铭、王崇武、王毓铨、杜呈祥、张政烺、傅乐焕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傅斯年。
    胡适自1932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七·七事变后才去职。在此期间，他为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课程。邓广铭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这门课要求每位学生做一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其中宋代人物有欧阳修和陈亮。邓广铭在此之前曾写过一篇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章（注：《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13期， 1935年8月29日。），于是便决定写一篇《陈龙川传》， 作为他的毕业论文。 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这篇12万字的毕业论文，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胡适给了他95分，并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陈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胡适还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注：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载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2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 年版。）。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之所以选择宋史研究作为其毕生的学术事业，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来撰写历史人物谱传，先后写出《陈龙川传》、《岳飞传》、《辛弃疾》、《王安石》这四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宋人传记，与胡适都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一部《陈龙川传》，基本上决定了邓广铭一生的学术方向（注：据邓广铭教授晚年回忆说，傅斯年当时对这篇《陈龙川传》并不十分欣赏，他曾在胡适家中翻阅过这部稿子，后来对他的远房侄子、邓广铭的同班同学傅乐焕说：“他的文字虽写得不错，可简直是海派作风！”（见前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一文）傅斯年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可能是因为这部《陈龙川传》征引史料不注出处的缘故。）。
    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经说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是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注：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1996年11月；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邓广铭与傅斯年的师生渊源始于大学时代。傅斯年的本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因采用一中学教师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作为自己的讲义，受到学生攻击，因而去职，遂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在邓广铭入学后不久，系主任一职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陈受颐接任，但傅斯年仍长期担任史学系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