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教授一生中曾多次参与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对学术事业的另一种形式的贡献。早在1933年，他刚考入北大不久，就与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和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牧野》旬刊。大学三年级时，他又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名义上的主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傅、张二人毕业离校后，改由他和金克木二人主编。1942年，他在重庆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专职主编《读书通讯》，直到次年暑期应复旦大学之聘时为止。1946年回到北平后，上海《大公报》请胡适主编《文史周刊》，邓广铭担任执行编辑。从1951年起，清华历史系、北大史学系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为天津《大公报》主编《史学周刊》，北大史学系的代表就是邓广铭。1953年，《大公报》停刊，《史学周刊》改组为《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由北大、北师大和近代史所三家合办，邓广铭教授担任北大历史系的执行编辑。自1958年以后，《史学》双周刊改由北大历史系一家负责，范文澜、翦伯赞任主编，邓广铭和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担任执行编辑，直到1966年《史学》停刊为止（注：参见邓广铭《我与〈光明日报·史学〉》，《光明日报》1993年4月26日；穆欣：《理解与合作--忆邓广铭教授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光明日报·史学》担负着引导史学界学术方向的重任，由《史学》发起的关于曹操评价、让步政策、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曾发生过重要影响。
    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邓广铭教授从教60年，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今天宋辽金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学统。他在80年代担任宋史学会会长以后，为推动宋史研究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公认，最近20年来，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个断代史中尤为突出。
    邓广铭教授的女儿邓小南在和我谈到她父亲时曾说：“我觉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样的学界领袖的。”傅斯年在任何一个领域都算不上一流的专家，但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却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文革以后，邓广铭教授的学术地位和崇高声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样为史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充分把握了这种机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后，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北大历史系的“中兴”大业。他四处网罗人才，让长期被当做翻译使用的张广达回来做专业研究，从山西调来王永兴，从社科院调来吴荣曾，从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又与王仲荦教授商定，要将他也调来北大，但几经周折而未果。当时还曾商调漆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罢。在邓广铭教授担任系主任期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先后聘请了许多专家到历史系兼课，仅中国古代史方向就有宁可（中国通史）、吴荣曾（战国史专题）、漆侠（宋代经济史）、蔡美彪（辽金元史）、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中国史知识讲座）、王利器（古文献选读）等。今日北大历史系能够重振雄风，邓广铭教授的“中兴”之功实不可没。
    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邓广铭教授致力于学术振兴的用心和努力。 1979年，邹衡教授因《商周考古》一书的出版而得到一笔稿费，在文革结束不久的当时，人们无法接受知识分子在工资之外还领取稿费的事实，很多人都认为这笔钱应该上交系里。邓广铭教授独持异议：“在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之后，还有人肯兢兢业业地做学问，应该予以特别奖励。不但不能收缴他的稿费，反而应该给他发奖金才对！”
    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邓广铭教授晚年的又一贡献。按照他当时的设想，是想仿照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方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来读书和研究，互相探讨问题。他为中心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心的建立确实为北大历史系储存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支生力军。前几年，邓广铭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邓广铭教授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传给了后来人。
    三、邓广铭的学术品格
    单从成就和贡献着眼，大概是很难真正理解一位学者的。学者的个性隐藏在他的学术品格之中。
    首先从学术态度说起。学术态度的严肃性是学者的基本修养。1949年前执业的那一代历史学家，大都经受过实证史学的严格训练，学风的严谨在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1949年后，由于政治对学术的介入，实证史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史实被人蔑视，考据遭人嘲笑，历史学家声称要“以论带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邓广铭教授仍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1956年，他在北大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职官、地理、目录、年代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两年后，“四把钥匙”说就在双反运动中遭到批判，有人质问说：“为什么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并说“四把钥匙的实质就是取代、排斥马列主义这把金钥匙”（注：参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四把钥匙”条，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他为此受到很大压力，若干年后，才由郭沫若和胡乔木为“四把钥匙”说平了反。
    忠诚于学术是邓广铭教授的一贯原则，尽管有时候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让李新主持中小学历史地理地图教材的编写工作，李新为此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历史学家讨论编写条例，其指导方针是由吴晗起草并经周恩来批准的“八条”，“八条”的基本原则是要根据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做是国内的民族矛盾。邓广铭教授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一原则，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根据现实去曲解历史。他的意见显得很孤立，但他始终坚持己见，结果会议不了了之（注：李新：《无限的哀思--悼念邓广铭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
    对邓广铭教授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再三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先后修订和改写了三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也修改、增订过两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后一个增订本出版之后，他又在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我手边就放着经他手订的修改本，改动的地方已达百余处。从1937年开始撰著的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到1997年仍在不断的修改订补之中，这部著作的创作历程前后达6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