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等五六门课（注：牛大勇：《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北大史学》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其中“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邓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前几年，邓广铭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傅斯年的史学观念对他的影响时说：“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注：欧阳哲生：《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群言》1994年第9期。）如果说邓广铭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受胡适的引导， 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
    若是就狭义的专业领域的师承关系来说，不论是胡适还是傅斯年，对宋辽金史都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大学时代，邓广铭也上过两门属于这个领域的专业课，一门是蒙文通讲授的宋史，另一门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史。但这两位先生都没有给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重要影响，他对这两位学者的评价也比较低调（注：据牛大勇《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30年代前半期在史学系担任兼职教师的赵万里和方壮猷也分别讲授过宋史和辽金元史；但邓广铭没有提到他是否选修过这两门课程。）。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适将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是由胡适兼任的。傅斯年当时从这一届的文、史两系毕业生中物色了几位有培养前途的人，要他们去史语所工作，其中也有邓广铭，但由于此时史语所已经迁往南京，邓广铭表示自己还是愿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强他。
    留校以后，邓广铭在文科研究所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二是协助钱穆校点整理他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一些资料。就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方向。在胡适给他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所写的评语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陈同甫与辛稼轩交情甚笃，过从亦多，文中很少说及，应予补述。”（注：见前揭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这就是邓广铭研究辛弃疾的最初契机。另外，他选择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他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几年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当初选择陈亮做传记，其中隐含的一个动机，就是“当时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日亟，而陈亮正是一位爱国之士；后来我写辛弃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注：陈智超：《邓广铭先生访问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 这正体现了那一代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
    为了准备新编一部《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笺注》，大约在1936年底，邓广铭写出了那篇题为《〈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辩证》的成名作，指出梁启超《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稼轩词疏证》的种种不足之处。次年春，他打算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辛弃疾研究的课题经费，为此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勉励他说：“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但要求他必须先写一篇批评梁氏兄弟的有分量的书评，于是他就将已经写成的那篇文章寄给他在辅仁大学时的同学、当时主编《国闻周报》文艺栏的萧乾，很快就在《国闻周报》14卷第7期上刊出。这篇文章博得胡适、 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人的一致称许。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的陈寅恪还不认识邓广铭，读了这篇文章后到处向人打听作者的情况（注：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后来他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说到此事：“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注：《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夏承焘当时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也有辛弃疾，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给邓广铭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注：见前揭陈智超《邓广铭先生访问记》。）
    这篇成名作发表之时，邓广铭正好30岁。半个多世纪后，他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就这一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一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从此我就不回头了。”（注：王汝丰：《邓老谈往》，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在去年，他还对女儿邓小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三十功名’是从‘尘与土’中爬出来的。”（注：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所谓“三十功名”，就是指的这篇文章。
    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研究课题的申请得到顺利批准。此后不久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大决定南迁时，因目的地尚未确定，故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随校行动。此后两年间，邓广铭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在这期间，给他指导和帮助最多的是赵万里和傅斯年。该项研究课题“研究指导人”一栏原来填的是胡适和姚从吾（想系当时胡适为文科研究所所长、姚从吾为史学系主任之故），但七·七事变后胡适赴美，姚从吾南迁昆明，故次年春申请延长一年研究期限之时，遂将“研究指导人”改为赵万里（注：见邓广铭致傅斯年函，1938年6月6日。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复印件承柳立言先生提供。本文所引邓广铭致傅斯年函件均为此同一来源。）。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念书时就听过赵万里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及至到北平图书馆做这项研究时，更得到赵万里的直接指点。后来他在《辛稼轩诗文钞存》的“弁言”中提到这一点：“凡此校辑工作，所得赵斐云万里先生之指教及协助极多。”傅斯年虽然自史语所南迁后即已离开北平，但在邓广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期间，两人之间屡有书信往来，有关《辛谱》和《辛词笺注》的体例、辛词的版本选择以及如何系年等等问题，傅斯年都提供过很具体周详的意见（注：见邓广铭致傅斯年函，1938年4月22日。 ）。待这三部书稿完成以后，傅斯年又写信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恰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致未能印行。抗战胜利后，又经胡适的催促，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辛谱》和《诗文钞存》刊行出来。
    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1939年8月， 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注：见前揭邓广铭《自传》。）。邓广铭晚年在谈到他的学术师承时说，自从踏入史学之门，“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注：见前揭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不过从他一生的学术轨迹来看，陈寅恪对他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