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阿拉伯国家简史》出版于1991年,迄今已经七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祝闽影编审建议再版事宜。这也是我的宿愿。但限于时间,目前只能略加修改订正,名之曰"修订版"。增订将俟以后日。在此次修订工作过程中,有些问题要加以说明,因作修订本序言,以飨读者。 一 《阿拉伯国家简史》是一本通史性的著作。 我在1991年初版序言中指出,《阿拉伯国家简史》是一部"综合性的地区国家通史"。这就是对这本"通史性"著作的界定。 通史性著作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对历史学尤其如此。中国史学史和世界史学史告诉我们,通史性著作总是史学建设的龙头。历史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往往就是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的出现。这是因为:从更整体、更综合和更广泛的角度看,通史的研究与编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研究的水平,反映了该学科达到的学术高度。 对中东史这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也同样如此。我从事中东史学科建设始于1986年。在此前还只是为它准备基础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确定西北大学历史系南亚中东研究室和中东研究所为"世界地区、国别史(南亚中东史)"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后,我才把中东史学科建设正式提上了日程。当时我同时开始的工作还有:综合性中级读本《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中东断代史的著作《二十世纪中东史》、中东国别史的著作《阿富汗史》和专题性的著作《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但是,随着博士授权点的确定,为了加强学科建设,我对上述工作重新排队:或作为外围研究、或作为先行研究、或作为后续研究,而分别加以安排。中东史的通史编著和研究被列为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时,我的总思路是把中东地区国家史分为两项要先后进行的任务:阿拉伯史和非阿拉伯国家史,而把重点和入手处放在阿拉伯国家史上。我想先编著一本简要的《阿拉伯国家简史》。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地区和国家是中东地区和国家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中国读者最需要了解的问题所在。我觉得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研究特色,应当是一个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在治学上应该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现实和未来,用更多的历史感和科学理性观照现实和未来。我的这个构思得到了我昔日在北京大学的同窗、当时在国家教委负责大学历史教材工作的田珏先生的支持。他正在组织国家教委的"大学历史丛书"工作。于是《阿拉伯简史》被列入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周一良先生总编的"大学历史丛书"之中。 《阿拉伯国家简史》的成书,前期准备和后期写作共用去了五年多时间。一书之成,端赖众力。全所同志在写作过程中表现的协作精神实堪赞叹。一书之用,终靠读者,许多研究机构和高校教师、研究人员以及研究生、高年级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发出的"雪中送炭"呼声,使全体编著者感到欣慰。一些学者同行们对本书简明扼要、涵盖面广、系统性强、体例结有特色,特别是对本书贯通古代到当代的"通史性"特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西亚非洲》杂志,在1992年刊载长文,对本书详加评价,给予好评。1993年本书被华东地区评为优秀社会科学图书奖。不少书文和刊物,也曾多次引证本书的观点。在1994年,本书还获得了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所有这些,都在激励着本书的进一步修改和提高工作。 二 《阿拉伯国家简史》不是一个国家的通史性著作,而是阿拉伯地区和这个地区内众多国家的通史性的著作。这是这本通史的特点。 我在1991年初版序言中用了"综合性"来概括这本贯通古今的地区国家史的总特征。这里所说有"综合性"的涵盖面既有时间的、又有空间的综合,也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模式的综合。很显然,这种对阿拉伯地区国家的复杂内容的综合,在一本40万字的著作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详而言之的,而只能是简要的概述的通史。阿拉伯地区国家的《简史》书名即由此而来。此次修订版,仍保持它的《简史》书名,以表现它"综合性"的简要概述风格。 其实,"综合性"是通史研究的共同点,阿拉伯地区国家通史也不例外。阿拉伯地区国别史作为通史的一个类型,它首先要涉及三种关系的处理。第一,国别、地区和世界史研究的关系,这是个别与整体分工与合作的相辅相成的三个研究领域。第二,地区国家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地区国家史是一门具有鲜明现实政治性的学问,即使在论述地区的历史文化事实的时候,也经常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大课题研究与综合性理论的关系,这既是理论与史例的关系,又是亚非特色的问题。我国学者有必要在大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既吸取欧美研究成果、又符合亚非实际的地区国家的综合性理论。 综合性理论的形成,有赖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必须是多学科的研究。多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分工而又合作地对阿拉伯地区国家进行多方位的全面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但却是必要的任务。对阿拉伯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文化、思想、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需要综合;在综合中又需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军事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种理论与方法的分析。总之,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是抽象出综合性理论的主要途径。 这种从综合性研究抽象出综合性理论,由于它是对阿拉伯地区国家进行了大课题研究,对许多重大历史个案进行了具体分析,因而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知道,欧美学者早就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世界各个地区,并把这种研究称为地区研究。然而现存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门学科基本上是根据欧美各国的发展经验构筑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完全适用于非欧美社会,包括阿拉伯地区和国家。在地区研究中,阿拉伯地区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阿拉伯语在21世纪可能取代法语而成为国际信息网络上的第五大世界语言。如果这成为现实,阿拉伯语族群将超越中东地区,而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综合性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唯物而辩证地掌握一与多、分与合、纵与横之间的内外联系,在于从具体到整体,又从整体到具体的视角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具体到阿拉伯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可注意之点: 第一,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研究阿拉伯地区的三个大层次的内外联系。首先对世界整体而言,全球性是宏观,中东是中观,阿拉伯是微观。其次,对中东而论,中东是宏观,阿拉伯是中观,阿拉伯的半岛区、新月区、马格里布区、埃及苏丹区则是微观。最后,对阿拉伯而言,阿拉伯地区却成为宏观,阿拉伯的分支区变为中观,阿拉伯诸国则是微观了。研究阿拉伯地区和国家,便是以阿拉伯地区为中心,有联系有区别地研究这三大层次,即外究它同全球和中东的联系,内通阿拉伯国家由古及今的变化,才能找出其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 第二,用伊斯兰教、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这三个大、中、小同心园的演变来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线索。传统的阿拉伯史学,是把伊斯兰教作为理解阿拉伯地区历史发展的基础,把《古兰经》、沙里亚和教规,视为统一的因素。现代民族主义史学,则把研究的重点由宗教单位转向政治单位。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地区性统一,成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追求目标。但进一步发展下来,尤其是经过海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之后,在早有分裂经历的阿拉伯的统一体理想破灭之后,阿拉伯社会的天平上,国家的利益和宗教的复兴明显地处于上升地位。这种变化是阿拉伯地区研究上值得注意的趋向。 第三,综合地理解阿拉伯地区,至少需要理解三个综合性的要素--结构、历史、比较。着重从内部来认识阿拉伯社会和历史,这是当前阿拉伯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对殖民主义问题,只有从阿拉伯社会生活中复杂的、多层次的探究中,才可能进一步作出客观、科学的结论。所以,结构的要素是指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独特结构。而阿拉伯地区结构是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内部错综复杂矛盾使这种社会处于转变之中。不了解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就无法弄清发展的脉络。因此,综合理解阿拉伯地区,就不可缺少历史研究。同时古代的文化经济交往和近现代的大国争夺,成为不可忽视的外在联系,而且阿拉伯地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又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这样,结构、历史和比较,就成为综合研究必备的三要素了。 总之,三大层次、三个同心园和三个综合性要素为综合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路。当然,它并不能包含一切。这里只是指主要方面而言。 三 贯穿本书的一条理论线索是文明交往论。 我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曾经说:本书"力图说明当今密切联系的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演进过程,力图说明阿拉伯民族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逐渐发展为彼此联系的、综合的和整体的阿拉伯世界。"我还强调了阿拉伯地区与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联系与交流"。 这里所讲的"联系"与"交流",其实就是指历史的文明交往。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年)在《文明论概述》中有一段颇有启发性的话:"交往活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只有家族相聚,还不能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只有在社会上互相往来,人与人互相接触,才能扩大这种交往。交往越广,法律也就越完备,从而感情越和睦,见闻就越广阔。文明一词,英语叫做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的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 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交往活动是人类基于生产实践活动而伴随的另一种实践活动。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依赖于生产和交往这两种物质和社会的实践活动。正是这两种实践活动才产生和形成了文明,首先是国家。福泽谕吉所论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其核心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这种交往包括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也包括人群之间、集团之间,当然还有地区之间。从古至今,交往从来不是在一帆风顺、平平和和中进行的,这中间充满着冲突和斗争,也交织着融会和综合,还充满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换和提高。但交往总是在不断扩大和深入,因为交往是人的社会属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本书中注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联系,注意到阿拉伯地区和国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我们看来,阿拉伯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阿拉伯民族和国家的文明交往的历史。 过去研究人类文明史不是没有注意到交往,问题在于从理论层面思考不够,因此叙述总是各方面交流的白描或考证。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从历史哲学角度分析了交往的作用,肯定了交往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史"过程中的意义。现在,人们经常说,人的本质是取决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性质。但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的中间,还有一个间接环节,这就是社会交往。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通过人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人的本质只能从作为自己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的结果--社会关系总和的性质中,才能得到间接测定。这个总和的公式是: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人的本质。交往的个人和社会形式的两重性,规定了人的本质--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因此,交往从哲学上讲,是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之间的媒介;从历史上讲,它又是人类进程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的前提。 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社会交往的驱动力是利益因素;各种利益因素推动着人们进行着各种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活动;社会交往的总类型是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社会交往的形式又分为暴力的和和平的形式;社会交往的内容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交往的理想是追求平等与合作,但面临的现实是经常与欺凌与压迫相伴随;而其内涵为文明的交往,总的趋势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因而,交往是历史性的范畴,又是哲学范畴,自然还应列入社会学、文化学与民族学范畴之中。但从主要方面讲,交往是历史学的范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个产生各种各样后果的无止境的进程。正是交往的这种历史性,所以我把交往称之为历史交往。许多历史事件的个案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包括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形式与发展,都是交往范畴的具体说明。 历史交往的特点在于它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从这个角度上看,人类社会的文明交往,既有文明冲突,也有文明融合,还有文明共处。人类社会的历史交往,人类文明的兴衰存亡与更替,始终受着多样性的统一的规律的制约。只有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的文明,才能长存不衰,才能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明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民族性位置。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这就是一种文明自觉的表现。此外,在历史交往中对自己的文明要有"自知之明",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要有"知人之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复旧或他化,才能对文明转型有自主能力,才能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变动。这也是一种文明自觉的表现。还有,对世界文明的规律性认识程度,是更重要的自觉性表现。例如,文明发展不平衡论,在静态上表现为现实文明的差距,在动态上表现为发展速度的变动性与暂时性。对世界文明兴衰史和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先进与落后的互变的规律性,特别是对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交替超越性的认识和掌握程度,成为交往中的自觉性水平的根本标志。 历史交往的互动沟通,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互动沟通的双向或多向交往中,经过人类的加工和社会改造形成了各种物质精神、制度文明或文化。这些文明之间沟通的主渠道是由浅入深的理解。无论是在古代文明的原始交往,抑或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交往,还是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交往,都是理解因素的增强。理解使人类的交往在规模上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不发达走向发达;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觉;在活动范围上从民族走向世界,从地区走向全球;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赋予人类社会以创造性。交往追求的是人和大自然的完全合谐,是自尊和对其他文明的尊重,是对自己和异己文明的理解。因此"理解"构成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关键词。 总之,世界文明交往论是本书用以说明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世界及其与世界之间联系的思路。当然,上述几点只是一个极扼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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