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上述思路出发，《阿拉伯国家简史》已经努力从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方面，叙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文化交往作为人类独有的深层次交往实践活动，是历史交往中的精神文明交往部分。对它作全面的叙述是完全必要的。正像我国有关阿拉伯伊斯兰的历史和文化著作所作的那样，本书也是这样写的。现在回头看来，一个较大的缺憾是没有提到经济思想及其西传。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独特理论与实践观，体现在经济活动的那种对效用和实利的权衡，在深层上制约着社会生活。阿拉伯民族十分重视商业，在《古兰经》和被誉为"大食商"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延伸线上，存在着更具经济头脑的理性。因此，在这篇序言中，简略述说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作为补充本书这方面的不足。
    中世纪阿拉伯的经济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从属于神学和哲学体系的。当时的条件就是用伊斯兰教伦理观来规范一切活动，当然包括经济活动在内，其终极目的都是被看做神的拯救行为。因此我们在被认为在教律学方面有贡献的阿拉伯学者中，可以发现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
    1.阿布·优素福（731～789年）。他是伊斯兰教哈奈教律创始人阿布·哈尼（699～767年）的大弟子。他的著作《赋税论》中不仅保存着老师的主要教律派观点，而且经济思想表现得相当突出。他主要论述了统治者的经济责任，而把重点放在农业和税制上。首先，他主张农业税应有一部分是实物（农产品），因为这比课以固定的土地税更公平、而且更有力地鼓励和促进耕地面积比例的扩大，从而进一步促使农业增产。其次，他确立了同税制有关的若干原则，特别是税制法规，这个法规成为以后几个世纪中，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和讨论的课题。再次，他还探讨了有关纳税人的支付能力、给予纳税人的优惠条件以及税务管理等具体问题。复次，他注重道路、桥梁、水渠等社会经济建设所必需基本设施建设。最后，他认为在伊斯兰教原则下，市场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国家应当干预调节市场，但在防止私人垄断、囤积居奇等方面的同时，行政当局不能确定市场价格。
    2.艾哈默德·伊本·罕伯里（780～855年）。他是伊斯兰教逊尼教律学派第四大派的创始人。他固然严守《古兰经》和《圣训》，但在《圣训集》和《服从使者》等著作中，强调了最大限度的贸易和实业自由；主张用法规和合同把它固定下来。他对"经济福利"（maslah）背后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应付经济波动的措施，都有详细的研究。
    3.阿布·穆罕默德·伊本·哈兹姆（994～1064年）。他作为"表义派"教律学派在北非的大法学家，对伊斯兰教法律有独特的见解。在经济思想上，他主张耕者有其田，耕者有权将地免费转让给他人，反对将农业用地固定化。同时，他主张通过分配以保证社会经济公平，从而解决贫困问题。
    4.阿布·哈米德·加扎利（1058～1111年）。他被认为是"穆罕默德之后最伟大的穆斯林"。他是13世纪欧洲经院学派出现之前，广泛研讨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在代表作《宗教科学的复兴》中，论述了自愿的贸易交换、生产阶段、贫困与收入的分配、劳动分工、城市之间的贸易、国家财政、高利贷、易货贸易与货币、商业关系的伦理学和君主意愿同经济管理原则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尤其要指出的是，他提出的伪币与贷币的退化原则，要早于奥雷姆的尼古拉斯。研究证明，把"格雷欣法则"某些原理的起源，归功于奥雷姆的尼古拉斯是不确切的。他还论证了商业关系的伦理原则及其他问题。
    还可以举出一些阿拉伯学者的经济思想，如伊本·太米叶（1263～1328年）、伊本·赫勒敦（1332～1404年）等。甚至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820～912年）的《道里邦国志》及其附录的古达玛（约873～939年）的《税册》中，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经济思想。例如《税册》指出：统治者如果"敬畏真主，并具有知识、公正、廉洁的品质，以使各项事务得到正确处理和妥当安排，财富的增加肯定是会惊人的。"
    从历史交往的角度观察，阿拉伯经济思想的西传，主要是通过西班牙，因为这个地区被阿拉伯帝国统治了几个世纪。这个被称为安达卢西亚的地区，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通向西方的桥梁。具体的传播渠道是：商旅、教旅、政旅的传播；两次大规模和持续性漫长的翻译浪潮；以传播和创造知识角色而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大学；十字军东侵的暴力交往；口头和书面传播等等。特别要指出的是，经济史上长期争论的"皮雷诺观点"就是建立在阿拉伯经济思想的传播空间上。这个观点认为，欧洲古代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是"从一个缺乏能力性的时期转向一个研究和重新解释的时期"。这个论点的首倡者、法国经济史学家亨利·皮雷诺（1862～1935年）明确指出，古代欧洲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主要是由于欧洲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接触而引起的。
    交往在文化思想方面表现为直接或间接的传播。阿拉伯经济思想西传的典型表现，是它对欧洲经院派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该学派代表人物圣托马斯·阿奎那身上。圣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2年）在巴黎大学时期正值阿拉伯文化浪潮在基督教文化中引起强烈反响时期。1210,1215,1231和1245年，教会当局都企图封锁这种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的冲击。在巴黎大学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客观地对待这种文明冲突，他从他的导师大阿尔伯特（1206～1280年）和同时代人雷蒙德·马丁（死于1245年）那里，学习了中世纪阿拉伯学者加扎利的思想。他还通过神甫巴尔·黑布拉欧斯（"法拉杰"）和犹太人蒙尼德（伊本·迈蒙）那里读到了加扎利的著作。如果我们把加扎利的《宗教科学的复兴》和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在经济思想的许多论点和方法论上，后者和前者几乎是一脉相承的。阿拉伯经济思想对欧洲经院学派的影响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阿拉伯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有其重要位置。这从经济史上一桩争论的公案上可以得到证实。同凯恩斯齐名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年）有一个颇具影响的论点：经济分析只是从希腊人开始，此后，直到欧洲经院学派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上才有经济思想的重现，这中间没有经济思想。这个被称为"中世纪经济思想大空白"的论点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上披露后，既有拥护者，又有反对者。"大空白"时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漫长时期，自然包括了世界各国，其中就有阿拉伯世界在内。经济研究，阿拉伯经济思想终于被寻觅出来，至少在阿拉伯世界，经济思想并不是熊彼特所说的"大空白"。可能，中国在这个时期也并不是"大空白"。这当然有待于研究。因此这个补充不只是阿拉伯国家史、而且对世界经济史也是也启示性的。这就是我在序言中特别要用一定篇幅来说明的原因所在。
    五
    《阿拉伯国家简史》在谈到阿拉伯地区和国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时候，由于是简史，所以一般都是简略的。对于阿拉伯地区和国家同中国的历史交往，在阿拉伯帝国部分、特别是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部分，有较多的论述。近代以来，阿拉伯地区和国家同中国的交往几乎没有提到。这对于一本由中国人写的《阿拉伯国家简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这次修订，限于时间，不能弥补。只有在作好资料和理论准备之后，再版时分别用专章加以论述。到那时，由于内容的增加，《阿拉伯国家简史》的篇幅也将增加，也许"简"字也不适合，而改为《阿拉伯国家史》了。
    实际上，关于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我国学者陆陆续续的研究成果，屡有所见。举论文而言，有冯家升的《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新华月报》1955年第10期），有阎文儒的《从考古发现看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文物参资料》1955年第9期），有马坚的《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人民日报》1958年8月51日），有纳忠的《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有沈福伟的《中国和阿曼历史上的友好往来》（《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等等。至于近十几年的论著更为丰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些论著为我们撰写有关阿拉伯与中国的交往，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许多外国学者的论著，也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叙利亚学者卡米勒尔·雅德在1958年第11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文中认为公元前220的秦始皇时期中国已与阿拉伯有商业交往，中国船只在前伊斯兰时期已到达幼发拉底河流域。无论同意与否，这个由阿拉伯学者提出的论点，都是有启发性的。
    历史交往中的冲突是难免的。要是超越冲突看文明之间的交往，就会步入一个历史交往的新境界。有唐一代，从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到798年（贞元十四年），来华的阿拉伯使者有37次，商贸交往亦为频繁。但不能回避冲突，甚至军事冲突。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国力极盛时，唯一能与其抗衡的是大唐帝国。两国在西域地区的较量，多次反复，赖有诸多"蕃将"而阿拉伯帝国始终未能进入唐帝国在西域统治中心的安西、北庭等地。即使如此，在恒逻斯（今江布尔）还是发生了唐西域戍军与阿拉伯帝国军队直接的军事冲突。751年（天宝十年）的恒逻斯之战的意义从文明交往方面讲，超越了军事胜败的话题，在唐军工匠传播技术上赋予了深远意义。例如，造纸技术的西传中亚，而后到意大利、英国、荷兰、莫斯科、挪威诸地，推进了欧洲文明。战争作为一种暴力交往形式，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往往表现在过程与后果的潜层次上。只是因为战争作为政治交往的继续，文明交往常常被刀光剑影、硝烟炮火这一主要方面掩盖而为人们所忽略。
    战争中争夺技术人员以备急用或后用的事，是不少的。但把这件事同文明交往联系起来考虑，却不多见。"恒逻斯之战"在这篇序言中之所以要特别提起，是因为这次战役的后果在文明交往上超越了战争本身。文明交往包括许多链条。文明冲突、文明融合、文明自觉都是文明交往的不同链条，它们的位置是交织的。战争对于科技的传播即为一例。
    王国维早年曾写有20首有关中外文明交往的《咏史诗》。在第12首中，他悲叹东汉和帝时甘英出使大秦受阻事的诗是：
    西域纵横尽百战，张班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向往着东西方早日沟通而寄寓于汉代的怀古复杂心态，油然动荡于王国维的笔下，而诸多战争交往是他们的开篇之笔。在第17首中，他把笔锋转向和平的文明交往：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祠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感，知是汉家全盛时。
    王国维这两首咏吟汉唐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史诗，表现了他对世界文明交往的开放胸怀。后一首诗首句即提到9世纪大食商船驶入南海的海上交往。这就把阿拉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交往，摆放在首要位置。这在历史上也符合实际。因为唐代中期，吐蕃进占西北，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陆路交往受阻，海路交通由此更加兴盛。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融，尽收王国维的诗中。在古代，陆上和海上两条沟通中国和阿拉伯交通的大动脉，沟通了世界主要文明发源地和重要经济区域。这说明了交往的开展有赖于在生产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和陆海路交通的发展，而丝绸之路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往上，实为地理大发现的海路大通的先河。丝绸之路和世界新航路，都是沟通世界文明之路。这两条陆路和海路大动脉发展的动力和总路线，正是历史的文明交往。
    六
    最近，纳忠和郭应德两先生的《阿拉伯通史》（上卷）和《阿拉伯史纲》（610-1945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经济日报社出版社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也要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版。像我们中国作为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东方大国，同时并存的三种阿拉伯地区和国家的史书，并不算多，各有特色的阿拉伯史书的出版，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我国阿拉伯史学的研究领域，也反映了我国读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注。
    我们治阿拉伯史的学人，自应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为读者负责，提高质量，把史书写好、改好。荏苒光阴书边过，花苍白发镜中来。我已"坐六望七"之年，但心境未衰，体力尚健，学志犹在，追求未了。学术史告诉我们：学要薪传，一代代接力向前；学如积薪，后来者应当居上；学贵创新，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得之见的多卷本中东史。总之，中东史的学科建设，应有扎实的基础。为了奠基，我们应当努力，以便早日步入世界学界之林。这就是我在修订版序言中的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