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村遗址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一个里程碑，它跳出了周口店这个圈子，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培养了一批人。中国的第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成长在周口店，第二代就是在丁村，有邱中郎邱先生、吕遵谔、我父亲。
    姚：贾老去过多少次？
    王：贾老就一直在那儿带队呀。从他《悠长的岁月》里可以看到，有一段就是专门讲丁村遗址发现的。发掘过程中间，贾老的父亲去世了，他回来奔丧。突然说是丁村发现人类化石了，赶紧赶回去。在那儿发掘了两个多月。这之后第二个就是匼河遗址，贾老带队指导，我父亲负责发掘。发掘匼河的时候又发现了西侯度，这一线就从50年代跨到60年代的63年。1964年搞四清就断开了。50年代到60年代主要工作集中在山西。
    姚：他最后一次去山西是什么时候？
    王：1994年，我们开丁村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在太原，没有去丁村。他想去，我们不敢让他去。也是这个天儿，7月份，特别热。那时候他86岁了。当时聊了很多，大的印象就是他对学术发展特别关心，对年轻人的成长特别关心，特别支持我。
    姚：批评过你吗？
    王：也批评过呀！我去年还是前年，给他拿一张照片去，是他过生日我给他照的，高高兴兴地给他的时候，他一瞧：“我不要这没有写字的照片！我每张照片背后都要写字的，不写字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就赶紧给写上，写得清清楚楚的，日子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几几年几月几日，谁拍的，他才要。他非常严谨。
    姚：陈先生你是贾老的嫡传弟子吧？
    陈：可以这样说吧。我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直接考的研究生。我根本没有上过大学，文革时1966年上高二，分派到上海一个工厂里边。当时什么书也没法读，什么事情也没法干，一天到晚苦力一样。而且当时任何书也没有，杂志也没有。我本来蛮喜欢历史、考古、艺术的，当时《考古》和《文物》是最早恢复的，同时古脊椎所办了《化石》杂志，在全国科普界只有这一本杂志，当时登了贾先生的文章、周明镇的文章、裴文中的文章，都是那些老先生写的，蛮有意思的。讲一些人类起源啊，恐龙啊，很吸引人的。我马上就订了一本。后来我到所里听说，当时非常轰动，有一期登了个毛孩，发行量大得不得了，十几万吧。有一次古脊椎所有个人骑车闯红灯，给警察拦下来了，问，你哪个单位的？说，我是古脊椎所的，就是办《化石》的。哦，放！你走吧，我看过这本杂志的。红到这种程度。74年，我在《化石》上发了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蛮大的。《化石》除了专业作者以外，业余作者很少，这样我就趁这个机会跟他们有点联系，跟他们请教。
    我怎么跟贾先生认识的呢？后来恢复高考了，我就给《化石》的编辑刘厚一写信，问他是不是有机会读这个专业，刘厚一就说贾先生要招研究生，让我试试看。这样我就斗胆开始复习了。贾先生招一个研究生，后来老刘告诉我大概有八十个人报，我昏过去了，我说肯定考不上了。而且都是北大的，当然都是工农兵研究生了。我有点灰心了，大概不成了。反正报就报了吧，碰碰运气，就去考了。当时拼了命了，要考的内容都自己做了小本子。后来知道还是占了外语的便宜，英语分数比较高一点。贾先生蛮高兴的。考之前我跟他没有任何来往。后来考上以后我知道了考的时候东北有一个人给他送人参，送了一大箱人参，贾先生吓坏掉了，把这东西马上交上去了。而且这个学生就不要了。当时刚刚“文革”以后，后来我到他家去师母才告诉我，说贾先生坚决不要学生。“文革”这段时间他跟杨钟健、裴老他们都关在牛棚里面，看到学生批老师，他怕了，坚决不招。后来所里面做工作，做了三番五次的工作以后贾先生才答应招一个。
    姚：贾老对你很严格吗？
    陈：也不严格。跟老先生学他不像我们教学生那样，他就跟你聊天，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就在平时去看他的时候跟你说一下。因为我们一年半在研究生院，也没有跟他在专业上学习基础的东西，基本上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他当时还在祁家豁子，很小的房间，挤满了东西，那时候还没落实政策呢。他跟师母两个人，一个房间里，旁边都是家具，上面一个床，外面烧饭，就跟上海的阁楼一样的。你到那里去，可以坐在他前边跟他聊。我和他基本上可以无话不谈的。老先生最喜欢聊的是过去的事情。他有三四寸那么厚的一个书信集，跟裴老的。当时帮他处理信件比较多。他的外语的东西都是我来处理，来的信他叫我马上念给他听，他又马上回信。所以我在的时候他回信回得很勤。一有什么事情我可以马上帮他回信。我记得有许多信是找北京人头盖骨的。那个时候也关注，但仅仅是学术界在关注，或者贾先生自己在寻找。他一直在寻找。他有许多朋友，他到国外访问的时候，比如瑞士的大使，有些人自己找上门来，像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馆长，跟他有私交的，都给他提供一些信息。这两年变成个热点炒作了。他到处在找，没有什么可靠的线索。出国有时候跟一些熟人联系。他的《周口店发掘记》好像也谈到跟国外一些学者的来往。
    李：早十几年那会儿，老头儿到四川，我那时在四川省考古所，我一直陪他。到重庆，一到北碚，老头儿就坐那儿不动了，想起40年代跟杨老杨钟健先生去找化石，他特怀念。一路上那么多人、那么多馆长陪着，他就坐那儿好长时间不动，起码有一两个小时。我问贾老怎么了，贾老把我们叫过去说：“来，来，我给你们讲讲。当年，杨老，我们就在这儿找化石，杨老对我可好了！”他从内心感谢杨老，老说没有杨老就没有他的今天。杨老把他领上这条道路的。就在那次，四川省考古所的所长问贾老：您能不能帮我们四川带几个研究生？贾老说：“好啊！为四川培养点人才。”当时他看到，四川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人，马上就答应四川省考古所的要求了。正好贾老和山西大学联合招研究生，所以86年我就考进去了。是以他的名义招，由别人带。那次跟贾老接触之后，觉得老头儿特好。那时我正在给秦学圣当助手，要不一个女的怎么学旧石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