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冲突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非洲国家传统社会结构板结、经济落后。部族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部族主义作崇。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部族主义是"危害社会的疾病，能毁掉一个国家"。几内亚总统杜尔说，"有害的部族主义成为一种麻痹人心的因素，成为矛盾产生的根源"（注：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第217页。）。部族主义是区别我族与他族的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封闭性和排他性，对他族往往具有挑衅性。它的基础是非洲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氏族和部族。部族是由若干氏族或部落组成，其发展程度大体介于氏族和民族之间，但更接近于氏族。氏族靠血缘关系来维系，部族靠血缘和地域关系维系。氏族和部族在非洲具有特殊的稳定性，惊人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其代表是酋长，酋长制因而成为非洲传统社会的核心。酋长一般集行政、军事、宗教、司法等大权于一体，有权征收贡赋，差遣徭役。酋长制赖以长久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公有制。土地虽归集体所有，但由酋长掌握和分配，广大群众只有使用权。独立后，一些非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改革传统土地所有制，但是，象苏丹等国虽已宣布土地国有，但"传统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农村起作用"。在索马里农村，"习惯土地使用法仍居支配地位"。随着非洲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是，农村盛行的部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带进城市。在一些城市，居民一般按部族分片居住，同族人垄断某一行业，或在某一行业中形成势力集团，进而形成类似于同乡会的部落会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基础上，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形成都将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任何竞争都将是部族力量的较量。氏族、部族得以长久生存的条件是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黑非洲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80%以上的农业人口集中在农业，农业生产中86%依靠人力，9%靠畜力，只有3%使用机器。许多部族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甚至因循古老的迁徙种植制。农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商品率极低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如此落后的生产力难以迅速对传统土地所有制形成强大冲击，氏族和部族就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继续影响非洲的发展。
    综上所述，非洲发生族际冲突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因有西方大国的插手和多党民主风的袭击；内因包括历史的积怨和现实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的落后。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因素的作用有轻重缓急之分。有些非洲学者仅强调和批判外部力量的破坏作用，这是不全面的。同样，某些西方学者只强调非洲内部痼疾的恶劣作用，这也是不客观的。
    三
    既然族际冲突给非洲造成深重灾难，又有如此复杂的成因，那么，非洲的这个毒瘤是否可以治愈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非洲一些国家在冲突中吸取了教训，在实践中正在或者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经验。
    第一，正视现实，制订并执行正确民族政策是解决非洲族际冲突的当务之急。
    树立现代民族观念，推进民族融合。尼日利亚政府经过多次族际冲突，提出了"尼日利亚人"的概念。巴班吉达总统经常强调，尼日利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命运，不管出身于什么族，大家都要像父母兄弟般和平相处，不讲损害民族团结的话，不做引起民族对立的事。所有尼日利亚人应该为尼日利亚而想，为尼日利亚而说，为尼日利亚而做。喀麦隆政府面对历史积怨甚深的部族状况，提出了"完整的、单一的喀麦隆人"（注：J.W.佛耶：《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喀麦隆》（J.W.Forje,The One and Indivisible Cameroon），伦德1981年版，第109页。）的概念，要求喀麦隆境内的每个人都要从国家统一出发，而不是从本部族利益出发，全力建设新的喀麦隆民族。建设国族是超越部族界线的必然结果，但就许多非洲国家的现实而言，这还是一个必须经过不懈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可喜的是在非洲一些国家，经过反复宣传，国族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逐渐渗透到各族的实际生活之中。
    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结构，实行各族平等政策。为保持政局稳定，避免再发生类似比夫拉战争那样的族际残杀悲剧，尼日利亚把独立时那种离心的地区主义联邦制逐渐改为中央集权联邦制。政府多次实施"建州方略"。1967年把4个行政区划为12个州，1975年扩大为19个州，1987年变成21个州，1991年增至30个州。这种做法把大族划小，小族相对自治，从而强化了中央权威，削弱了地区主义势力，使各族获得了近乎平等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族际矛盾（注：参见拙文：《部族矛盾和尼日利亚政局》，《世界民族研究会刊》，1994年第3期。）。同时，政府还对官员任命实行"等额分配制"，尽量照顾各族利益。为防止形成族体本位主义，政府对各级官员实行"易地易位任职制"。为消除长期形成的隔阂，增进相互了解和宽容，政府鼓励不同部族间自由往来和贸易。苏丹内战的历史也说明了建立合适的国家结构的重要性。1972年，尼迈里政权阿拉伯大民族主义有所收敛，给予南方自治权，长达17年的内战结束。1983年，尼迈里阿拉伯大民族主义恶性膨胀，企图用伊斯兰教统一全国，重新激起内战。1997年，巴希尔总统宣布要给南方3州自治权，内战烈度减弱。由此看来，民族政策只有适应本国的族际关系状况，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注：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3页。）。
    消除政党中的部族因素，正确处理民族与民主的关系。多党民主在非洲造成了很大灾难，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不需要民主，相反，非洲国家纷纷制订法律，促使"部族党"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转变，促使议会民主由部族的实力争斗向真正的多党公平竞争转变。尼日利亚多次颂布法令规定，政党必须是全国性的，不得仅吸收某些族体的人入党，党的名称、标志、箴言等不得出现族体内涵。乍得1991年通过"政党法"，规定党的纲领中不应有任何导致部族主义、分立主义、仇外、暴力等内容。喀麦隆宪法明令"禁止成立只吸收某些部族、氏族成员，拒绝接收他族成员，实行与民族统一相悖的政策的团体"。在处理民族融合与民主发展的关系时，阿希乔提出了"有秩序的民主"的概念。比亚总统论述得更为具体。他说："民主进程既不能与民族一体化进程相背离，也不意味着随意地、轻率地敞开所有自由和和平的大门"。这就意味着，喀麦隆人期望民主，但与民族团结相比，多党民主是第二位的，它必须不危及民族统一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军队中立化，族际冲突非军事化。非洲的族际冲突之所以持久和惨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军队介入冲突。一般来说，非洲国家的军队，无论是殖民者遗留下来的，还是在反殖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或者是独立后成立的，都存在士兵与军官分别来自不同部族的问题，不同武装力量之间也有部族分野。政府中出现不同声音，或不同政党展开竞争，都会在军队中有所反映。当各族之间利益分布不均或局势难以收拾时，作为有严密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军队就会出来干预政治。一旦取胜，便在政府和军队中清洗异族，被打败的异族自然不甘心失败，力图东山再起，国家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族际冲突中（注：D.L.霍洛维茨：《冲突的族群》（D.L.Horowitz,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加利福尼亚1985年版，第443-471页。）。经过多次冲突，非洲国家领导人吸取了血的教训，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概括而言，就是在军队中实行部族平衡政策，使军队中立化。让每一个部族在士兵和军官中都按比例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在军队中形成族际平等和互相制约的机制。更重要的是使军队职业化。对军人而言，要以职业道德代替部族属性。军队仅效忠国家，保障国家安全是它的主要任务。在政治斗争中，军队不许干预政治，必须保持中立。这些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真正执行起来却是非常难的。这不但需要政治家有超强魄力和高超政治智慧和技巧，更有赖于部族主义的消灭。
    第二，改造酋长制，逐步消灭部族主义。
    "传统社会制度阻碍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同时也禁锢人民的觉醒，妨碍平民百姓超越氏族家庭，亲属宗族关系和部落的界限"（注：W.D.格拉夫：《尼日利亚国家》（W.D.Graf,The Nigerian State），普茨茅斯1988年版，第186页。），因此，只有根除酋长制才能解决族际冲突问题。但由于非洲社会经济尚未充分发展，酋长制仍在国家生活中、尤其在广大农村起重要作用，具有顽强生命力。因此，铲除酋长制仍是一个长远目标，采取任何过激措施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加纳、刚果、几内亚等国独立后宣布废除酋长制，引起酋长强烈反抗，造成政局极不稳定，危及独立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根据这种情况，加纳政府及时调整政策，稳定了局势。酋长依传统充当本部族发言人，向政府反映本族的意见和要求，调解民事纠纷，组织领导本地的公益事务。但政府拥有承认与不承认，提升与黜降酋长的权力，酋长必须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尼日利亚更进一步，不但禁止其以酋长身份介入政党和政治活动，而且宣布土地国有，剥夺其土地分配权。这就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的酋长制。对酋长制采取保留其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一面，消除其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这种扬弃的措施，不仅削弱了酋长制，又为最终消灭部族主义和族际冲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进步是解决族际冲突的根本办法。独立以来，非洲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虽然增长迟缓，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但经过不懈努力，经济领域还是出现一些喜人现象。许多国家实施经济本地化政策。科特迪瓦对外资企业实行科特迪瓦化后，民族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和担任经理职务的科特迪瓦人的比例逐步增长。尼日利亚还规定运输业、零售业等第一类企业必须完全由尼日利亚人经营，不受外商竞争。1980年代，非洲国家把独立初收归国有的企业重新私有化，把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家资本转入私人手中。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有力地刺激了非洲人企业的发展，而且促使酋长迅速资本家化，黑人资产阶级日益壮大。非洲人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与人、族与族的关系不再单纯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还增加了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关系，而且后者所占份量越来越重。
    广大的农村地区是部族主义赖以生存的温床。延续几千年的土地氏族公有、成员只有使用权的制度，在独立后被非常缓慢地改变着。部分国家进行土地再分配时，采用买卖的办法，形成一批私人农场。这些农场有大有小，小农场居多。大农场雇工多，产品商品化程度高；小农场虽然雇工少，商品化程度低，但数量大。商品经济的成长打破了原有的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体制。私有制在农村的出现对传统社会形成规模虽不大但很强烈的冲击。土地买卖愈来愈频繁，土地相对集中速度加快，租种土地的农民增多，新的社会关系出现。农场主与农民的新型关系正在冲击着旧的酋长与成员的关系。
    非洲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使货币交换关系从城市进入农村，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初步形成。商品经济正在侵蚀着引起族际冲突的部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氏族、部族酋长制。
    第四，联合行动也是解决非洲族际冲突的有效办法。非洲的族际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些国家陷入连绵不断的族际冲突而难以自拔，必须有外部力量帮助才能打破这一怪圈。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积极参与调解和制止，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甚至派出多国部队，维持和平。联合国的行动虽然没有完全制止冲突，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冲突的升级。
    联合国不仅亲自出兵维和，还建议和要求非统组织建立新机构，采取新措施，及时处理非洲爆发的族际冲突。1992年第28届非统首脑会议把解决冲突确定为当务之急。第29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预防、处理和解决非洲国家内部冲突的安全机制的宣言"，强调以集体力量解决非洲的冲突。1995年，非统在开罗建立了"冲突处理中心"。1996年，非统召开成员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一支常设的干预冲突的"非洲快速反应部队"。自这一机制建立以来，非统先后调解和干预了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安哥拉、莫桑比克、苏丹、科摩罗等国的冲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布隆迪发生族际冲突后，周边六国迅速作出反应，宣布对其实行全面经济制裁，促进危机迅速解决。利比里亚内战爆发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迅速派出七国维和部队制止族际冲突，安排监督大选，维持稳定与和平。非洲的地区组织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积极制止冲突起到了很大作用。
    非洲的族际冲突引起政治动荡，造成经济衰退。发展停滞又造成新的族际冲突和政局混乱。非洲一些国家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非洲在国际事务中备受冷落，开始边缘化。然而，这种令人悲观的情况只是暂时的。非洲的族际冲突并非不可避免，难以消除。它同世界其它地区的冲突一样，是"人为造成的，也能通过人的行为结束"（注：科菲·安南：《对自己负责的非洲》，《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98年4月29日）。非洲一些国家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部族和民族政策，解决了一些族际冲突，逐渐稳定了政局。但是，"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不再把暴力作为夺取和把持权利的手段只是开始，接下去必须继续努力，以清醒、稳健、廉政的经济政策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注：科菲·安南：《对自己负责的非洲》，《华盛顿邮报》，1998年4月29日）。这是解决族际冲突的根本办法。从1994年起，非洲许多国家开始经济持续增长，为族际关系和解打下一定物质基础。正如非洲开发银行行长恩迪亚耶所说：非洲在国际舞台上"靠边站"的趋势得到遏制。然而，非洲的族际冲突是多方面因素长期综合作用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也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任何急躁和简单化的做法都是有害的。非洲国家众多，各国部族林立，情况异常复杂，不可能有一个适用全洲的解决族际冲突的模式，各国必须按照自己的国情确定和执行适合本国特点的政策，国际社会的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摆脱冲突需要非洲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注：科菲·安南：《对自己负责的非洲》，《华盛顿邮报》，1998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