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希特勒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政治对手，都没有否定过这个事实：到1933年1月，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德意志人，都是支持纳粹党以及它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当时任何其他政治派别的德意志政治家都没有达到或接近过这样高的支持率。
    当人们注意到纳粹运动的追随者中不仅包括了来自"新"、"老"中间等级的群众，而且也包括了来自其它社会各阶级、阶层、教派的群众时，就不难看出纳粹运动"独裁式大众聚合化运动"的特点。事实上，希特勒要在这个时代里夺取政权，并实现他对内建立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对外夺取"生存空间"的目标，不仅需要组织起中间等级的反民主队伍，而且本身更需要组织起一个具有更大包容性的社会联盟，来作为他采取行动的手段。这个社会联盟就是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
    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是专为这样的人设计的，这些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在不断忍受着日益增长的孤独之苦，因而渴望在日常生活中，能过上"令人愉快的集体生活"。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具有否认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反马克思主义功能，而且也具有否认工业化社会中多元利益冲突现实性的功能，因而本身也具有反民主主义、反自由主义、反共和主义的性质。但是，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年代里，德意志社会对这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党能成功地通过对这种意识的强调，召集到广泛的群众队伍，来实现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对于这种因果关系，人们只能从德意志现代化的长期进程中，从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去寻找。
    一、"共同体意识的起源
    "共同体意识"的最初来源是与19世纪德意志现代化的快速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工业化所带来的异化感受联系在一起的。这场现代化不仅导致了向资本主义工业新生产关系的转变，而且也带来了传统价值标准的动摇和旧有社会联系的崩溃。
    在这场"社会大裂变"中，客观世界以比主观想象的行为模式快得多的速度变化着，个人在旧有的社会中失去了传统的法规，而又没有能在这个新的社会中获得一种安全地位。伴随着德意志快速工业化的成果一起来临的，还有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现代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在没有来得及从政治上战胜容克贵族阶级的情况下，又面临了工人运动的挑战。在强大的产业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同时，社会中间层却经历了一场分裂化和非统一化进程的加速，因而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过去市民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民主进步因素，在1848年革命后的年代里，逐渐地被挥发掉了，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现代主义的共和主义，它是将共和国理解为与君主制相反的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的国家的，但这种共和主义已不是形成于资产阶级之中，而是形成于反对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德国工人运动以及力量日益壮大的社会民主党之中了，因而也使所有的占有者阶级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
    在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对工人运动的恐惧之中，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控制问题提出来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讲坛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为威廉帝国传统的君主制独裁提供了这种证明："强有力的国家当局，是能够使个人赢利追求的结果和谐地协调起来的。"（注：曼弗雷德·赫特林：《什么是社会史？》，慕尼黑1991年版，第296页。）这种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确切地讲，促进的只是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发展起来。这种思想尽管带来了现代福利国家政策的起源，也反映了部分理性的现代主义思想路线，但是，这条路线在当时仍然首先是为维持威廉专制帝国对这个正在发展着的多元化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服务的。不仅如此，这种思想还同时助长了一种"阶级和谐论"，它在工人运动内部导致了一种"阶级合作主义路线"，并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民主党主流派在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治方向。而在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的阵营内部，这种"阶级和谐论"却转而发展成一种"无阶级论"和"反阶级斗争论"的反现代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保守主义的社会学家菲迪南·特尼斯。
    特尼斯在他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集中地反映了受到两极分化威胁、丧失了社会地位安全感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对现代化进程的抱怨。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异化感受，导致的却是对过去的非现代性社会特点的追念之情。与"讲坛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不同的是，在这种感情中，他头一次公开地将臆想中的"无阶级冲突"的过去、"农业文化共同体"，与现实存在的"工业阶级社会"，作为一对反命题提出来了。他是这样来描绘过去那个非现代性的社会的："在这个农业文化共同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日益增长的统一，各部分是有组织地进行协作的，因而也是一个人类家庭温暖的世界。它是通过和睦一致、习俗和宗教来巩固的，也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愿望的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才代表着必然的永恒和进步，而且也唯有在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中，民族性和它的文化才能得到保持。而阶级斗争毁灭着国家，它使整个民族文化在社会文明中变味了，所以，文化也在不断变化着的文明中濒于死亡。"（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145页。）
    事实上，被特尼斯美化了的这样一种"共同体"从来就不存在。因为就是在那个早已过去了的农本经济的时代里，也一直存在着阶级剥削、压迫和阶级冲突，存在着疾病、早夭、饥饿、战争、人身依附性与屈辱。然而，在他的笔下，出现的却是一个过去充满感情、无限美好的"共同体"与一个现今冷酷无情、不堪忍受的"契约社会"之间的对立，他甚至声称："这个天然的人类共同体已经受到子一种非自然的阶级社会的威胁。这种发展是令人不愉快的，因而必须加以阻止。"（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146页。）
    这种阻止社会变迁的企图尽管在历史发展中证明是失效的，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失效所带来的恐慌，才首先在传统精英的统治层里引起了不同的凡响。强调普鲁士"美德"和纪律化的容克贵族一大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才仅早已在一场政治制度现代化与传统专制体制决裂的前景中，猜测到了对他们等级特权地位的危及，而且也在这种"共同体"意识形态中，看到了能为他们现存统治权力的凝固化服务的功能。因此，利用这种"无阶级论"，不仅能够为这个受到阶级斗争震动的统治集团提供一个柔软舒适的枕头，而且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掩护下，他们也能够减轻令人头痛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打扰。当然，这个统治集团同时也在那些充满担忧的"老中间等级"身上找到了支持，因为这些以"独立经营者"为特征的"老中间等级"发现，他们仅仅只有在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现状的维持中，才可能找到死里逃生的机会。这样，在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集团的协助下，也在他们之间，结成子一个反现代主义、反自由民主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好古者联盟"。尽管工业化、都市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发展在不断地打破这个联盟的美梦，但这个联盟仍然顽固地将它所强调的"内部和谐化"作为现实，或者至少是作为基准点和目标来看待的。
    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崛起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威廉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帝国政府积极推行"世界政治"，力图跨出"中欧盒子"，夺取"阳光下的地盘"，因此，与其它列强国家争夺殖民地的外部冲突提出了对"内部和谐化"更强烈的要求。"要求更多民族团结"的意识获得了一种进攻性的态势，它带来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共同体"意识形态在德意志社会上的广泛传播。
    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共同体"意识形态的传播，恰恰是与"福利国家"这种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政策手段的实施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项政策的推行本身就是帝国时代"民族集合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斯·韦伯这样写道："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要给我们的后代带来的，不是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而是我们民族方式的维护和发扬。我们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为的是使这个民族能在未来的艰苦斗争中达到整个社会的团结一致，它将强行打开现代经济发展的大门。"（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48页。）因此，继1883年福利保险制度开始在产业工人身上贯彻以来，1911年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展。《职员保险法》的推行，其目标在于将正在崛起的又一个受雇者的新阶层--职员阶层--纳入国家关照之下，并通过使这个新阶层得到比产业工人优厚一倍的福利待遇，来培养他们"新中间等级"的自我意识。这不仅旨在分化整个受雇者队伍，更在于"将这股种族情绪强烈、在内政上表现出矛头向上并具有攻击性的社会力量，纳入到保守主义的国家当局的指挥棒下，并引向外部。"（注：霍尔穆特·贝尔丁：《德国的现代反犹主义》，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05页。）
    总之，这种"避免社会内部冲突的战略"营造出一种"内部和谐化"的气氛，它使"共同体"意识不仅为"新"、"老"中间等级普遍接受，而且也为不少的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和天主教集团中的工人所接受，以至于它发展成为德意志社会自我理解的民俗学的一部分了。在这种民俗学中，引出了一连串的反命题，即"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立，"共同体"与"阶级社会"的对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国际主义"的对立。在这些反命题中，前者是作为理想出现的，而后者则是作为深深厌恶的、也是坚决加以反对的东西来出现的。这种反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影响和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就是由于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才真正诱发起来的。这个运动中占上风的文化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潮流，从来就是决定性地拒绝1789年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在这个思想潮流中，"民族"这个概念从来就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表达，而是作为"某种语言、习俗、历史上具有独特天性的东西"来理解的。在19世纪后半期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失去的传统联系越多，这个占上风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就越是密切地与"共同体"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因而也神话般地、不加批评地将"民族"强调性地理解为"一个发展起来的命运集体，个体是无条件地为这个共命运的集体服务的。在必要时，个体必须为这个共命运的集体而献生"。德国历史学家洛塔尔·加尔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正是在这里，首次显示出，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能从它原始的关联中分离出来，变成落后的东西，并为反动的目标服务的。"（注：洛塔尔·加尔：《19世纪的德意志问题》，波恩1971年版，第31页。）
    正是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潮流，才造就了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它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一种包括了所有居民组织的一体化力量，国民的效忠最后也几乎排它性地遵循着帝国权力扩张的方向。对社会结构来说，"它造成的后果是，由于以命令和服从为基础的等级秩序，民族运动中原有的平等原则被排挤掉了。在威廉德国对外狂妄目标追求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变成了民族沙文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奇特动力，而又失去了目标的不知疲倦的一代人的政治宗教"。（注：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34页。）
    在这里，这个社会内部"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被统治者有意地移进了一幅"民族处于被包围状态"的图画之中，因而这个民族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同舟共济，形成一个为之而献身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里，外部压力必然加强内部统一的法则，由于威廉帝国夺取世界霸权的冒险目标而被滥用了，因为那种自己制造出来的外部压力，以及经常挂在嘴边的外部压力，连同现实中的外部压力一起，被用来充当了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内部的"混乱局势"中转移开来的工具。德意志"反西方的战斗"、反"1789年精神"的"1914年思想"正是这种真相的表达。（注：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34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用义务、正义、秩序来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德意志口号，在帝国内部政治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1914年8月全德意志社会的各政治集团之间达成的那个"从感情上克服阶级对立"、"消除党派斗争"、"一致对外"的"城堡和平"。
    这个"城堡和平"的缔结，标志着德意志已建立起一个民族主义的"战争共同本"，它起先还并没有在内部采取公开敌视犹太人的态度，也就是说，"同化了的"德意志犹太人还是被包括在这个"团结一致"的"战争共同体"内部的。但是，这种带有文化浪漫主义强烈色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本身总是极力证实自身民族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优越性，并将这种优越性归结为文化来源甚至是人种上的优越性的。随着德帝国战争胜利前景的动摇，民族主义者们所鼓吹的"内部更加一体化"导致了这种发展趋势：德意志人越是"德意志化"，犹太人就越是"异体化"。这是因为，唯有将不利的战争局势归罪于"混入内部的敌对种族"--犹太人--的破坏，才能安慰受到挫伤的民族自尊心，才能再度鼓舞起民族的战争士气，也才能证明德意志民族本身是不可战胜的。由此可见，这种"内部更加一体化"，已经反映出这个正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唯有在反对"异族敌人"的战争状态下，才有可能维持"内部一致"了，而且这种"内部一致"，也唯有通过一种与独裁政治直接发生联系的民族主义，才得以维持了。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