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民族共同体"正是从对"1914年思想"以及"城堡和平"的回忆中才获得灵感的，而且也是1914-1918年"战壕意识"的体现。这个"民族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由德意志中间等级的右翼政治激进派们进行组织，由希特勒个人实行极权独裁统治，吸收所有社会阶级、阶层、教派参加，并以军事化作为永久性冲击方向的社会联盟。不过这位纳粹"元首"还在其中加上了更为鲜明、更为激进的种族主义思想内涵，从而也带来了一场对1918年"城堡和平"的"超越"。通过这场"超越"，传统的"文化共同体"、民族主义的"战争共同体"发展成为一个种族主义的军事共同体，而这被他称之为一场所谓的"民族革命"。希特勒这样声称："在这个共同体内，日耳曼人作为纯洁的雅利安人，是健康、强壮的人，这就是理想；他们朴实、简单、勤劳、忠诚，没有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缺陷；在民族伙伴令人愉快的关系中，作为生机勃勃的能动者，他们将时刻听从领袖人物的召唤，去实现古老的人类梦想；他们是英勇的战士，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为整体献身！"（注：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1973年版，第278页。）
    通过将自身民族提高到超凡脱俗，直至天庭的无以复加的高度，来获取民族的自我价值感、荣誉感和崇高感，通过对"共同体意识"的呼吁，来唤起并组织这个民族，固然可能给这个民族带来超凡的成就，但也同样可能给这个民族带来超凡的苦难，这早已是德意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得到过证明的结论。然而，在这个"共同体意识"不断获得市场的社会里，这样一种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民族共同体"理想，不仅对"新"、"老"中间等级，而且对保守主义的传统政治精英们以及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甚至对相当多的工人来说都产生了日益增强的吸引力。
    这种"共同体意识"之所以能不断获得市场，要归因于德意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以及战后魏玛时代的艰难岁月。首先，这个民族在战争中的失败，对于不明军事局势而听信最高军事当局战争宣传的广大群众来说，是"普遍感到意外"的，因为直到1918年上半年，德军还在东部战线上夺取过大量地盘。而战争的失败，以及以"1789年法兰西思想"为基础的魏玛民主制的建立，使得这个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从未吃过败仗的民族，这个数百年以来一直与王朝发生着密切联系的民族，在社会心理上一次性失去了中心基准点。民族主义的意识和"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不能适应这种文化。战争的失败是由于"背后有人捅刀子"的理论，能从右派圈子中向外迅速传播开来，正是这种不能适应的反映，这种理论是将战败的责任推到犹太人和"犹太化的"社会民主党人身上的。（注：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12页。）因此，这种与过去时代的普遍精神联系，自然成为对魏玛民主共和制的一种潜在威胁。
    其二，如果这场德意志民主制度的头一次尝试，能有一场长期稳定的经济繁荣作保证的话，这种潜在的威胁或许是能够慢慢加以克服的，不少历史学家都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种期待不过是一场过眼云烟，1918年至1923年的"超通货膨胀"，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仅仅14年的民主生涯中就有近10年的经济灾难！魏玛共和国危机重重的经济状况与粗暴发展的"生产合理化"，导致了德意志社会由多元化向"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即使是同一阶级、阶层中的人也完全可能处于不同的境遇之中，更不要说不同阶级、阶层中人的不同处境了。与此同时，这场步履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还导致了社会福利保险制的危机和广大群众安全保障的完全丧失感，因为在高失业率的背景下，当需要帮助者个人的社会困境最大的时候，也正是他能从这个社会中得到的帮助最小的时候，这个在帝国时代经济增长时期不易察觉的福利制度运行结构中的固有基本矛盾，在大危机年代中清楚地暴露出来了。因此，当民主主义被排挤到政治边缘上去的时候，当坚持传统世界观的保守主义再也无力控制现代化社会的尖锐矛盾的时候，当坚持新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为部分失业工人所接受的时候，唯一还有可能跨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区别和矛盾的政治信仰就只剩下民族主义了，因为民族主义的信仰者可以是来自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中的任何人。对于陷于日益"社会孤立化"之中的人们来说，除了还能在"民族同一性身分"上找到共同一致的东西外，再也找不到彼此之间能得到一致认同的其它东西了。
    因此，当这场社会心理上的损失和经济灾难，与一场西方民主国家、也是战胜国所强加在头上的"凡尔赛民族耻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不满的民族情绪，便成为了共和国时代自始至终唯一得到不断发展的东西，而且在大危机中获得了加倍的膨胀。民族主义的情绪越是得到膨胀，对"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就变得越是强烈，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的"民族革命"才获得了它日益增强的"感召力"。
    这种寻求"内部一致性"的需求本身有着一种在外部寻找一致性对立物的倾向。对于纳粹党的宣传来说，将外部世界"魔鬼化"无疑是最便利、最有效的手段，而这个外部的魔鬼就是"犹太人"，因为在纳粹种族教义的解释中，"犹太人既是阶级斗争思想的发明者，同时也是国际现金交易资本主义的创造者，以及德意志自由的头号敌人。"（注：约瑟夫·戈培尔：《遭到咒骂的纳粹党人》，慕尼黑1930年版，第15页。）因此，无论是西方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还是东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都被说成是"犹太人企图统治世界的阴谋"。约瑟夫·戈培尔这样宣称："这个外部世界的魔鬼已通过魏玛共和国--这个犹太人的共和国--在统治德意志人了，迄今为止的所有灾难就是证明！这个民族不仅已被包围，而且已经开始被渗透了！……犹太人已经腐蚀了我们的民族，败坏了我们的道德，破坏了我们的风俗，瓦解了我们的力量，因此，必须迅速重建起这个民族自身纯洁、坚强的共同体！"（注：约瑟夫·戈培尔：《遭到咒骂的纳粹党人》，慕尼黑1930年版，第16页。）
    当然，所有这些关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正是为那些对现代化严酷的现实性感到愤慨，而又在政治上天真烂漫的人们设计的，为那些精神上迷失了方向的人们设计的，也是作为建立、巩固、强化纳粹极权独裁统治的一种手段而设计的。
    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名称，之所以没有成为迫切要将自己与作为"国际无产者"的产业工人阶级区别开来的德意志"新"、"老"中间等级加入这个"民族共同体"的阻力，相反却成了为这个"共同体"召集社会各阶层民众具有吸引力的标签，其关键并不在于纳粹党党名向不同阶级的人各投所好，而在于"社会主义"、"工人"这两个概念，在希特勒绝妙的解释中，是完全与他的"民族"意识划等号的，在这里，他只强调了一件东西，那就是德意志的"民族共同体"。对党名中的"社会主义"标签，希特勒作了这样的说明："任何人，只要了解我们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再也没有任何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和德国的土地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注：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在回答党名上为什么要安上"工人"字眼时，他这样说道："每个民族同胞都应将自己看作是这个民族的工人，无论他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注：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1932～1945》第1卷，慕尼黑1965年版，第350页。）正是在这种对阶级界线有意识的模糊中，"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概念，已完全被"民族共同体"意识偷梁换柱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与意识的独立关系的科学定义，也被完全颠倒了。当然，也唯有通过对这种带有"社会主义"和"工人"标签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调，希特勒的独裁者地位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这是因为唯有在"克服"（严格地讲，是模糊和掩盖）了阶级对立的"城堡和平"的秩序下，每一位"纯种的"民族同胞与作为"民族化身"的"元首"的关系才是一样的，即都是这位"第一工人--元首"的工人，无论他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而且也唯有通过这个"民族共同体"对阶级对立的"克服"，这位"元首"才能率领这支"一致对外"的德意志队伍去发动一场"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
    对于这场所谓的"民族革命"，希特勒的忠实信徒罗伯特·列伊作了这种说明："这场伟大的革命是从1914年8月就开始了的，因为唯有在战壕里，这个民族才再度地聚集在一起了，炮弹与地雷是不会去寻问你出生的高贵与低贱，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你属于哪个教派、哪个等级的。而今天，唯有跟随元首去进行战斗，也唯有用暴力的方式才能检验这个共同体的意志和精神！"（注：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205页。）
    如果说在毁灭魏玛议会民主制上，希特勒最后成功地做到了自由军团的贵族领导们在共和国初期所没有做到的事情，那么这种成功的部分原因也显然在于，以这场大危机为契机，希特勒的纳粹党恰恰通过它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更大的包容性和模糊性，通过议会外宣传手段的使用，成功地动员起全民族范围内广泛的民众阶层。自由军团固然属于他最重要的先行者和开路先锋，而且他们之间的目标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甚至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若没有前自由军团成员在组织上和军事上所作的贡献，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由军团的领导是与容克军官团的旧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传统密切相联的，这种传统本身就妨碍着这场反民主运动朝群众性的方向发展。而希特勒这位上等兵，突破了这种军官贵族精英传统的障碍，并将这场反民主运动发展成一场没有精英限制的广泛的大众化运动。正如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里阿斯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是比过去所有的右派都更加强调'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而这种'日耳曼种族成员资格'，比较起那种所谓'出身良第的贵族社会成员资格'来说，也无疑为更多的人打开了通向'希望'的大门。"（注：罗伯特·埃里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法兰克福1990年版，第261页。）
    在这里，人们不难找到希特勒的纳粹党夺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政党尽管没有成功地通过选民来夺得政权，但它在议会竞选上的成就，无疑是这个政党最后能获取政权的一个广泛而根本性的前提，而这种成就本身得益于对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煽动性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