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发生于1897年的德占胶澳事件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实际上近代中国的瓜分危机从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以《南京条约》为开端，中国的领土不断地被列强蚕食和鲸吞，如英国蚕食香港、九龙，俄国鲸吞我国的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日本割占台湾、澎湖等等。因此，到了19世纪末瓜分之说出笼时，瓜分之实早已发生。至于瓜分狂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895年11月8日中日《辽南条约》为起点，历时2年零5个月，是列强合伙图谋瓜分中国利权的时期；第二阶段以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为开端，历时1年零1个月，是德、俄、英、法强索租地而引发瓜分和反瓜分斗争的时期。
    一、近代瓜分危机始于何时
    关于近代瓜分危机始于何时的问题，迄今尚无人进行专门的探讨。按一般流行的观点，认为始于德占胶澳事件。如林增平先生所编《中国近代史》称："甲午战后所形成的中国民族的深重危机，到胶州事变发生时就显露出急转直下之势，因而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险恶狂潮。"（注：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2页。）对此，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应该始于三国干涉还辽。如李侃先生等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称："《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快，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并指出："三国干涉还辽是十九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注：《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231、232页。）尽管二说稍有差异，但其看法基本接近，即都是把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作为近代瓜分危机的起点。
    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则另有见解，认为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他把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85年《中法和约》承认法国侵占越南、1886年《中英缅甸条款》允许英国在缅甸行使一切政权等统称之为"第一次割地狂潮"，乃"交织成瓜分的第一步"；而把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夺取侵略基地的活动称作"第二次割地狂潮"，是为了"进一步施行瓜分"（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9、290页。）。范老的观点是有所本的。孙中山曾经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藩属安南、缅甸等，次第被他割去，我们的海口胶州湾、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等等，次第被他抢去，各省势力范围次第被他划定。到了前清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瓜分中国的论调可谓到了极盛的时代。"（注：《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年版，第909页。）可见，他们都认为近代瓜分危机是从列强侵占中国藩属开始的。而到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夺取侵略基地，划分势力范围，则是为了进一步实行瓜分，是瓜分论进入极盛的时代。在这里，将列强侵占中国藩属视作瓜分危机的起点是否恰当姑且暂置不论，但有一点值得引起特别重视，就是他们都认为近代瓜分危机的开始时间要远远早于甲午战争。
    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的瓜分危机就开始了。瓜分者，分割领土也。列强早期瓜分中国的方式，无非是"蚕食"和"鲸吞"两种。即或小块割取，或大片侵夺。如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香港，便是采取"蚕食"的方式。林则徐在遣戍伊犁途中，曾担心侵略者贪得无厌，会一块块地零星蚕食中国的领土，"须防蚕食念犹纷"（注：《林则徐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不幸被他料中了。其实，蚕食正是瓜分的先兆。至于采取"鲸吞"的方式，则以俄国为最先。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中曾反复指出这一点："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俄国最先到什么时候，列宁没有明说。1858年马克思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中则称："如果有谁将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此处所说的"最新的条约"，指的是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俄国通过这个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恩格斯还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指出：俄国过去曾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将其"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并预言现在既已经转向中国，"这项工作又该重新开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果然如此。继《瑷珲条约》之后，俄国于1860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了马苏里江以东的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此后，又于1864年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夺占了吉尔吉斯草原东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总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迄于甲午战争时期为止，像这样大片地鲸吞中国的领土，正是外国侵略者瓜分中国的典型方式。
    由此可见，近代瓜分危机不是迟至甲午战后才开始，也不是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割地狂潮"，而应肇端于鸦片战争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军事侵犯和外交讹诈，中国的领土不断地被蚕食和鲸吞，瓜分的危机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来了。只是在当时，所割占的中国领土皆属于边远地区，而且这种割占乃是分别而不是合伙地进行，列强也还未曾明倡瓜分中国之说，因此，尽管当时中国已经面临着瓜分危机，无论朝廷还是一般封建士大夫皆一时尚未意识到这种危局罢了。
    二、瓜分中国说的出笼及其实行
    近代以降，对中国来说，先是先有被瓜分之实，而后才有瓜分之说的出笼。孙中山说："盖自日本败中国之后，西人见如此地广民众之国乃败于撮蕞尔弹丸之日本，各国之野心家遂大倡瓜分中国之议。"（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2页。）将瓜分中国说的出现与甲午战争相联系，是十分正确的。英国历史学者菲利浦·约瑟夫（Philip Joseph）即曾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德国于1897年在胶州湾的行动是瓜分中国的信号。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瓜分的势力在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就开始行动了。"（注：《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8页。）
    1894年9月中国平壤之败以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已经暴露无遗，于是早对中国存有觊觎之心的某些欧洲国家暗中勾结，开始了共同瓜分中国的酝酿。它们先是制造瓜分中国的舆论。10月2月，俄国彼得堡报纸即载文发表"俄不如合英、法二国剖分而食之"（注：《中东战纪本末》卷三，光绪二十二年排印本，第3页。）之论。到1895年初，《新闻报》竟公然鼓吹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注：《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4页。）。《新时代》也刊登专文鼓动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建成以前，我们现有的边界绝不是固定不变的界线，而仅仅是一条分界线而已。……为什么俄国就不能在太平洋沿岸取得一个立足之地？"（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52.）这些报纸所散布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俄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如俄国新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Aleksei Lobanov-Ristovsky）即曾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建议，采取对日本妥协的方针，并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同日本一道瓜分中国，使俄国得以"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7册，第310、315、324、327、317、344页。参看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册，第30页。），立即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首肯。到中日马关议和期间，财政大臣维特（Count Sergius Witte）认为，日本必要割占南满，而"欧洲列强及日本大概都意识到不久将来就要瓜分中国"所以俄国决不能后人，必须反对日本占领南满，以此获得清政府的酬谢，"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15），即不用一兵一卒的代价便要挤进瓜分中国领土的行列中。
    德国早想从中国获得一个侵略基地，为了共同的利益，便主动同俄国勾结起来，企图一起伺机参加瓜分中国的活动。德皇威廉二世亲自致函尼古拉二世称："我将有兴趣地等待我们行动的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希望，正像我将乐于帮助你解决俄国终将吞并某些领土的问题一样，你也将亲切地使德国能在不'妨碍'你的某处地方获得一个港。"并极力唆使俄国东进，他保证俄国在"欧洲的后方不受任何人的干扰"（注：《"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115页。）。早在1894年秋间，德国政府内部就开始讨论起在中国占领据点的问题。首相霍亨洛（Prince Von Hohenlohe）主张乘机夺取台湾。驻华公使绅珂（Schenk zn Schweinsberg）主张取得胶州湾和澎湖列岛。外交大臣马沙尔（Baron Marshall）则认为，澎湖列岛商业价值不大，而占领台湾省，既存在着日本的障碍，又要面临同法国发生冲突的危险（17）。事实确如马沙尔所分析那样，法国始终对台湾存在垂涎之意，但此时正用兵于马达加斯加岛，显然力难兼顾，于是便借感情的原因企图染指澎湖列岛（注：《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407～409页。）。基于以上情况，德国政府决定暂时等待时机，到条件成熟时再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联合行动。
    在此时期，列强的心态虽然不一，企图乘机瓜分中国领土也好，担心瓜分会影响其在中国已获得的权益也好，但无一不是从维护其本国的最高利益着想。不过，在西方瓜分论者中间，看法也并不一致。其中，有的更为激进，走得更远。担任李鸿章英文秘书的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 N.Pethick）乃李鸿章的最亲信的顾问之一，便是主要的代表人物。平壤战役后，他认为在日军长驱直入的情况下，清政府将难以自存，摆脱困境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改朝换代，推李鸿章掌握权力"（注：Michael J.Devine,J.ohn W.Foster:Politics and Diplimacy in the imperial Era,1873～1917,Ohio Univ,press,1981,p.76.），可能更符合西方的利益。还通过他的朋友威尔逊（James N.Wilson）给在华盛顿日本使馆担任顾问的史蒂文斯（D.W.Stevens）写信，宣传他的观点，并鼓动日本迅速采取行动，否则英、俄将瓜分中国，使日本的果实化为乌有（注：Marilyn B.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American China Policy,1895～1901,Harvard Univ.Press,1968,pp.28～29.）。到1895年初，他又设计出一种新的瓜分中国的方案，即将中国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南部地区由英国控制，北部地区置于美国的影响之下，以在英俄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然后，在英、美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在中国"建立起一支超越日本的优秀海军"（注：Michael J.Devine,J.ohn W.Foster:Politics and Diplimacy in the imperial Era,1873～1917,Ohio Univ,press,1981,p.76.）。有论者认为，这是西方人士中最早提出的"划分势力范围"的设想（注：夏良才：《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起"倒清拥李"的密谋事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
    由于当时的形势复杂多变，西方主要国家感到，与其坐观待变，临事丧失良机，不如置身其中，随时摘取果实。于是，它们搞起了一场"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预演。这里所说的"八国"，是指美、俄、英、德、法、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八个国家，它们以保护使馆为名，要求派兵入京。根据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Sir Nicholas R.O'Conor）写给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Kimberley）的报告，可知早在1894年11月间，这些西方国家的驻京公使就开始商议以"外交使团卫队"的名义派兵进驻北京（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 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351.）。到12月中旬，总理衙门收到了由美国公使田贝（Col.Charles Denby）领衔的八国联合照会，内称："现遵各本国国家之命，已调水手海军枪兵若干人，聚会天津，以便遇事招来京中，在使署防护巡查。"（注：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5册，第230页。）本来，各国驻京使馆的保卫工作由步兵统领衙门负责，每处派官兵42人把守，安全从未发生过问题（注：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5册，第291页。）。据赫德（Robert Hart）称："北京十分安靖，民心尚镇定，除一二个别事件外，尚无仇外举动。"（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页。）总理衙门也多次复照各国公使，进行驳辩和劝阻，终究无效。与此同时，法国还以保护租界为名，派巡洋舰和炮舰各一艘驶至天津。西方八国的联合行动不能不对当时瓜分中国说的实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然，在这次西方列强准备参与的瓜分中国的闹剧中，日本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当时，对于如何分割中国领土的问题，日本舆论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把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二、割让包括牛庄在内的辽东半岛；三、将割让的范畴扩大到包括以北直隶湾为界的东三省（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 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36～37.）。在日本政府内部，主张也颇不一致。陆军坚决主张割取辽东半岛，认为它"既控朝鲜的侧背，又扼北京的咽喉，为国家前途久远之计，决不可不归我领有"。海军则担心欧洲列强的干涉，主张除将台湾划归日本版图外，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可采取灵活的方式，即令中国先将辽东半岛让与朝鲜，然后日本再从朝鲜手中租借。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胃口还要大，他向内阁建议：除取得台湾外，还要"割取奉天省及不与俄国接壤的吉林省大部分，以及直隶省的一部分。另外在中朝两国之间划出约5000平方公里的中间地带，为将来我国掌握亚洲霸权的军事根据地（注：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5、114115～116、156、166页。按：5000平方公里约相当于7.7万平方公里。）。他赞成海军的主张，但野心更大，提出的方案也更具体："清国必须割让领土给朝鲜，使其扩张至河边岩壁，形成古老之朝鲜疆域。这样，可使朝鲜将釜山浦及其毗连之领土割给日本。"（注：《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联合会1953年版，第27卷第793、836、817、820、831号，第23卷第787号。）至于日本各政党，也纷纷对瓜分中国一事表态。一般对外强硬派的意见是，日本至少要割占中国奉天、台湾两个省。属于此派的改进、革命两党的头面人物则表示：还要观察战后中国政府的表现，如不能自保其国，那么就"必须有瓜分四百余州的决心，届时应将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四省划入我国版图"。自由党的主张更明确，干脆一次性地"使中国割让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及台湾"（注：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5、114115～116、156、166页。按：5000平方公里约相当于7.7万平方公里。）。
    关于瓜分中国说的实行问题，尽管日本朝野沸沸扬扬，但面对西方列强的跃跃欲试、伺机而动的姿态，日本的最高决策层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才能保证从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当时，日本政府也正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各国的真实立场和动向。如驻俄公使西德二郎向政府报告俄国的态度说，如果日本要求割占满洲南方的一部分，俄国必加以反对。他从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N.K.de Giers）处探听到："英国恐日本之最后成功将分裂中国。"驻英代理公使内田康哉从英国众议院议员巴特利特（Ellin Ashmead Barltett）处获悉：欧洲各国举动异常，"有危险的迹象"，"故不应使军队靠近北京"。意大利外交大臣布朗克（AlbertoBlanc）当日本公使高平小五郎造访时，也向其劝告：日本的"措施与条件应限于适当范围之内：第一，应避免割裂清国疆土或颠覆清国政府；第二，尽量不要搞乱正常秩序"（注：《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联合会1953年版，第27卷第793、836、817、820、831号，第23卷第787号。）。特别是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日本公使加藤高明袒露心迹："我担心若战争继续下去，日本人就会像普遍预料的那样，向前推进，占领北京，从而可能导致清朝覆灭。随之出现的严重后果，几乎无需说明就十分清楚：整个中华帝国将陷于一片混乱状态。到那时，日本很可能找不到可以谈判的政府，使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 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57.）美国国务鲫格莱星姆（W.O.Gresham）也向日本公使栗野慎一郎提出劝告："日本应当停止战争。如果再继续打下去，把中国打得七零八落，英、法、德、俄等国必定要瓜分它。"（注：Mrs.Gresham,Life of Gresham,VoIⅡ，p.783.参阅万异《1894至1900美国在华之政策》，《外交月报》第2卷第3号（1933）。）这些话，对日本来说，十分切中要害，使日本内阁大臣伊藤博文决定放弃直隶决战和进攻北京的作战计划，并且发表声明："日本既不想瓜分中国，也不想推翻目前的王朝，但它必须索取胜利者的果实。"（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 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144.）这样，这次瓜分中国说的实行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是，日本当局存有侥幸心里，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马关议和时除要求割让台湾外，又要求割占中国大陆的辽东半岛，导致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这又为其后列强瓜分势力在中国开展新的活动埋下了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