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还反对门户之见，曾批评朱熹“意尊洛学，故于苏氏门人有意贬抑，此门户之见，非是、非公也。”[3]他告诫，论评人物，“勿为党同丑正之言。”[3]
    在评论历史人物时，钱氏主张了解历史的全面情况，反对只知其一，而泛论其余。有人问：《续纲目》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三月，“以王曾兼会灵观使，曾辞不受”；其九月，书“太尉、玉清昭应宫使王旦卒”。说者云“特书曾之不受，所以讥旦之受也”。是不是这个意思？钱氏答：宋时宫观之职，大臣大儒多为之，或受或辞，“均非大节所系”。“后之评史者，大都未阅全史，偶举一节，而震而惊之，无异矮人观场也。”[1]意思是，不了解历史全面情况，只抓住个别情节，便任意猜测而海论一气，这种主观片面之见，犹如“矮人观场”之可笑。
    评论历史人物，还当了解历史情势。对于荀子“法后王”之说，王伯厚“深诋之”。钱氏以为，王氏“未达荀子之意”。他指出：当时“老庄之言盛行，皆妄托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实在是无知[3]。钱氏此论，颇有点历史主义的味道。
    空论，人云亦云，似是而非之论，在史论方面几乎司空见惯。钱氏反对之，要求“实事求是”。比如，他通过考证，觉得欧阳修所撰《五代史·冯道传》“其击旻也，鄙（冯）道不以从行，以为太祖北陵使”这条记载，颇有问题，既指出欧史言及的时间有出入，冯道为山陵使是在显德元年（954年）二月丁卯，世宗亲征则在三月乙酉启行，时间上是颠倒的；又指出其评冯道也欠允当。从而发论：“欧公恶（冯）道而甚其辞耳。儒者好以成败论人，若以当日时势论之，则新造之邪，人情未固，加以大丧未毕，千里出师，一有败衂，国亦随之，亲征固危事也。此与澶渊之役时势迥殊，（冯）道言虽不验，究为老成练事之言，不可以人废之。”[2]这是通过考证，指出欧阳修因厌恶冯道为人，其史评述乃有失实之处。再如，《新唐书·萧铣传》有这么一条史论：“萧铣力困计殚，以奸言自释于下，系虏在廷，抗辞不屈，伪辩易穷，卒以诛死。高祖圣矣哉！”钱氏对此下了这样的按语：“萧铣，梁之后裔，为众所推，非有失德，乃唐兵深入，自揆努力弗若，不惜生降，以全民命。其答高祖，以田横自比，盖道其实耳。高祖自虑养虎遗患，故亟除之。如李密、王世充之徒，虽低首屈服，终亦不免。视宋祖之待刘长，有愧色矣。以是为‘圣’，未之前闻”[2]。这是通过论证事实，对于欧史不实不是之论加以批驳。只是这种议论在《廿二史考异》中甚少，不能构成特色。
    这里再举一些例子，以观钱氏的“知人论世”。
    对于陈寿（字承祚）《三国志》，钱氏认为：“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且先蜀而后吴，又于《杨戏传》末载《季汉辅臣赞》，亹亹数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吴也。存‘季汉’之名者，明乎蜀之实汉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过因其意而推阐之，而后论史者辄右习而左陈，毋乃好为议论而未审乎时势之难易，与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之亡，群然一词推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誏焉。……厥后琅邪绍统，即仿汉中承制之局，凿齿建议祧魏而承汉，直易易耳。考亭（朱熹）生于南宋，事势与蜀汉相同，以蜀为正统，固其宜矣。”[1]对于陈寿“存季汉之名”，习凿齿“建议祧魏而承汉”，朱熹“以蜀为正统”，都从时势方面分析，真可谓知人论世。
    梁武帝一代雄主，竟致梁亡。前人多有议论。钱氏批判梁武帝“拒谏自满”，因失政而国亡，说：“治国之道如养生，然养生者不能保身之无病，而务以医以药之；治国者不能必政之无失，而务纳谏以救之。……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有以为梁亡是梁武帝“耄年委事权倖之故”。钱氏以为，这“非笃论”。他指出：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也”。“病在自以为是，而恶人之言。”“以四海之大，百司之众，无一人能为朝廷直言，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元气衰则百病皆得而杀之，不必痈疽之能杀其身也。”梁武帝“特以自信太过，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1]。此论切中梁武帝要害，鞭辟入里。在封建君主制下，毫无民主可言，雄主自视过高，往往拒谏饰非，自己打倒自己。
    五代的冯道，被欧阳修等人讥为不顾丧君亡国只求苟且偷生的无耻之徒。钱氏根据《赐冥福禅院地土牒》，加以考证，发觉牒文是出于中书门下，而押行者则是枢密使加平章事的赵延寿、范延光等人，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为相者冯道、李愚、刘昫等人皆不参与这样的事实，而发出异议：“盖五代之际，政由枢密，其居相位者无过顽钝伴食之徒，朝政不由己出，虽寻常文书亦不复关白，名为宰辅，实同庶僚。李愚所谓‘吾君延访，鲜及吾辈’者是也。上既不以匡弼相期，而下不以廉耻自立。世徒讥冯道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讵知（冯）道在相位固未尝一日得行其志也哉！……然千载而下，非见此牒乌能知当时行事。石刻之有裨于知人论世如此。”[4]这末句的话，说的很实在。钱氏对于冯道无意吹捧或开脱其罪过，也不是故意做什么翻案文章，只是指出当时实权在枢密，冯道为相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尸位素餐而已，说明世人徒讥冯道无耻是不够或欠当的，应该明白冯道不以廉耻自立，主要是由于朝廷不以匡弼相期。也就是说，责任主要不在个人，而在于朝廷和制度，冯道个人的表现有其客观的原因。这种知人论世的史识，比之一般学者只讥冯道无耻之尤，显然高明一些。
    宋人徐休复所撰《祷先圣文》愿子孙长遵儒教，似乎此人是个信奉儒教者。钱氏一方面根据此文以察其言，一方面又根据“史称（徐休复）假葬亲之名，乞知青州，到官但殖货，终不言葬事；又以私憾诬人谋反，陷之重辟”的史实（注：可参考《宋史》卷276，《徐林复传》。），深感此人言行不一，撰文假正经，办事真秽行，于是发论：“夫今生后代之说，儒者固所不道，而其所望于子孙习儒者乃出于利禄之私，非真有志于道德也，则亦不得谓之义方矣。”[4]这样讥讽挂羊头卖狗肉的儒者很有意味。言行不一者，古今多有。今有满口宣扬大公无私者，而其人其嗣偷盗行为远远超过窃钩者。钱氏之论，可为千古之叹。
    南宋赵构、秦桧君臣事仇忘祖，也宣传尊儒。立在杭州的《宣圣及七十二弟像赞》碑，宋高宗赵构亲撰碑文，秦桧为跋刻于碑阴，喧嚣尊儒重教。钱氏对此写了《跋》以评之，说：“夫治国固有缓急，思陵（指宋高宗）偏安两浙，称臣于仇雠，正复崇儒重道，亦何足掩不孝之名？则数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责，而如秦桧之奸邪无学，亦岂能援引典故以证人主之误哉！”[4]这对于称臣事仇的南宋君臣赵构、秦桧之流，也做到了知人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