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劝告学子读书要慢慢来，循序渐进，积累心得，议论平实。他引了朱熹的话：“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圣贤议论，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凿之使深。”他认为朱熹强调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越级跳远，议论要平易，不能拔高凿深，“不为过高之论”[3]，都是可取的。
    对待古人的正确态度，是在辨析优劣是非的基础上，学其优，师其是。有人问：对于《论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一语，有几种说法，后人何适何从？钱氏答：“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先后异，从其是焉者也。”[1]就是说，对于优劣是非问题，不论古人或今人，不论其人往昔与今日，应当“从其胜”、“从其是”。
    钱氏有这样的铭言：“亦详亦要，有本有原，吾师乎古之人。”[1]意思是，要学习古人那种详要得体，学有本原的优良传统。他以为臧玉林的《经义杂识》，“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驰骋共辞轻讥先哲”；并说：“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1]这里强调的是，不能狂妄地轻讥先哲，而应学习他们正确优良的东西。
    对于有些学人故弄玄虚，钱氏非常反感。有个程秀才在其所撰《易源》中，大谈“先天”、“无极”之旨，多为推论，玄之又玄。此人将书稿呈给钱氏看。钱大昕致书于程秀才，说：“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稿相示，仆于经义素非专门，‘先天’、‘无极’之旨，尤所不解，……古之圣贤求《易》于人事，大多忧患戒惧之词。后之儒者，求《易》于空虚，故多高深窈妙之论，……自处至高，自信至深，谓己之必无过，且患人之言其过，辩论至多，义理益昧，岂《易》之教固若是乎！此仆之不敢言《易》也。”[1]他与那些玄虚好辩，“多高深窈妙之论”者兴趣不同，故表示没有共同语言，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之。
    钱氏虽然擅长考据，但不固囿于此，对于经世致用并不反对，有时还予以肯定。他很欣赏胡谓所著《禹贡锥指》（二十卷，为图二十七篇），不仅称赞胡氏“尤精于舆地之学”，还指出：“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攻历代决溢改流之迹，且为图以表之。其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1]这里强调了胡渭经世济民之意，关心有关民生国计的黄河历代决溢改流问题，不同于不通时务的迂儒。故这里要赘言一句：史学界有讥刺乾嘉考据学者毫无经世思想之说，认为他们博古而不通今，似乎欠妥，乾嘉学者的博古倾向是很显然的，但他们也有多多少少的经世思想，只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难以伸展其志，而多被迫钻故纸堆而已。
    古人治学是很认真谨严的，往往几十年才撰成一书，甚至有两代人成一书者，如司马氏谈、迁父子之《史记》，班氏彪、固、昭父子兄妹之《汉书》，等等。这种认真谨严的学风，一直影响及清代学者。积30余年心力著成《古文尚书疏证》的阎若璩，为了考究“使功不如使过”这句话的出处（注：此语首见于《后汉书·独行索节的传》。），历经20年才搞清楚。钱氏欣赏阎若璩的经验之谈：“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1]意思是，治学需有不怕艰辛的精神，长年累月地钻研、积累和推敲，不可能轻率而速就。这是中国学者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钱氏对于后学梁玉绳专精毕力于考究《史记》，以几二十年的时间撰成《史记·志疑》一书，也很赞赏，说他兼有“河间之实事求是，北海之释废箴肓”，“斟酌群言，不没人善”的优点[1]。换句话说，钱氏认为梁玉绳继承和发扬了古人治学的优良传统，是“师古之是”的佼佼者。
    钱氏对于古代学者的学问、学风，多有考评，态度诚恳。试举几例：
    他有一条答问，谈许慎的《说文解字》，三千余字，其中有云：“叔重（许慎字）生于东京全盛之日，诸儒传授，师承各别，悉能通贯，故于经师异文，采摭尤备。”在举了一些例子之后，又说：“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示后人之决择。此许（叔重）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1]汉代有今古文之争，分古文、今文两派，许慎属于古文学派，但他的《说文解字》不仅取古文学派的，也收今文学派的。是后直至清代，仍有今古文之争。钱氏很赞赏许慎的学风，称其为“命世通儒”，同时讥及后世专己守残、门户成见之流。
    他对于范缜《神灭论》十分推崇，指出：“齐、梁人多好佛，刘彦和序《文心雕龙》，自言梦见宣尼（孔子），而晚节出家，名慧地，可谓咄咄怪事！颜子推累世儒家，而《家训·归小》一篇，见讥后代。范子真（缜字）《神灭论》，其中流砥柱乎！”[3]范缜《神灭论》具有无神论之光辉思想，确有反佛的历史意义。钱氏指责刘勰、颜子推的好佛倾向，称允《无神论》为“中流砥柱”，已指出了它的历史意义，可谓高见卓识。
    他对于刘知几《史通》曾评论长短。指出：《史通》乃刘知几“感愤”之作，“指斥”祖宗敕撰“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六史”尤多，表面上批评古代史籍，甚至疑古惑经，实际上“以掩诋毁先朝之迹。耻巽辞以谀今，假大言以蔑古”，这是“柳翳隐形，志在避祸”的手法，“千载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3]。这话非常中肯，指明了刘知几的心迹，还表示了愿为刘氏莫逆之交的思想。凭此，可以断言钱氏于考史中也有以古讽今的思想内容。他又说：“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往往采其结论”，并举出了例子，还说：“后代奉为科律，谁谓其书无益哉！”[3]
    他对顾炎武较为推崇，尤其是肯定顾氏在明清之际学风转变方面的历史地位（注：参考《潜研堂文集》卷33，《身晦之论尔雅书》。）。但也坦诚地批评顾氏考论有所失误。如，《日知录》谓“员缺”之名“自晋时已有之”。钱氏举出《汉书》诸传七八例，指出：“西汉已有‘缺’称，不始于晋也。”[3]又如，他指出《日知录》谓随会不与（晋）文公同时”；引谢肇淛之说，“以为祧庙不讳之证”，都有失误，末了说：“顾氏偶未审耳！”[3]再如，《郃阳令曹全碑》末有“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语，这与《后汉书·灵帝纪》的纪日不符。顾炎武《求古录》据《灵帝纪》而疑《曹全碑》为后人作伪。钱氏据汉代《四分历》推算，并参考了《谯敏碑》和《后汉书》等其他材料，断定《曹全碑》纪日正确，《灵帝纪》纪日有误，说明顾氏怀疑《曹全碑》欠妥[4]。类似情况，还有一些。这说明，钱氏既尊重古人或前辈，师古之是，又不盲目迷信，而是实事求是。
    他对于古今士风颇为感慨，在士人对待义利问题上，他以为，“古之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今之士“临财苟得，临难苟免，好利而不好名，虽在庠序，其志趣与市胥徒何以异哉！”[3]意思是，古代士人好义，图个好名声，现在的士人学子志在好利，与商人差不多。在学风问题上，钱氏以为学术界存在一种剽窃行为，“偷语，偷义，偷势”都有人干，“后代诗文家免于三偷者寡矣”。就是说，后世文人做“偷”儿的很多。他说，顾炎武讥刺明人“所著书无非盗窃”，话虽然说得“太过”了一点，但“深切中隐微深痼之病”。又说：“今之举业文字，大率生吞活剥，其词必己出者百无一二。士习之不端，于作文见之矣。”[3]钱氏正会抓反面教材。
    除了有关为学问题外，钱氏还提出了一些为人、为政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