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本世纪初，詹姆斯·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和艾尔伯特·B·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等进步主义历史学家提出建立"新史学"（New History），主张史学研究"科学化"，强调史学应注重研究和表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不应只满足于歌功颂德和宣扬爱国主义。"新史学"虽主张以"公正和诚实"（fairmindedness and honesty）的态度来研究美国和世界历史，但实际上并未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本世纪初出版的、由哈特主编的《美利坚民族》（The American Nation）历史丛书一套共28册，对美国史的重大题目和阶段作了系统研究，但其结论往往是以"科学"的方式说明美国理想和体制的必然性。即便在对美国历史的"失误"进行检讨时，如威廉·A·邓宁（William A.Dunning）的重建史，"新史学"派的历史学家也都强调美国体制的最终优越性。（William A.Dunning,Reconstruction,Political and ec-onomic,（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07）。）后来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对"新史学"进行挑战，强调美国历史上存在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conflicts），帮助学生认识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开始，使传统史学的观点以"共识"（consensus）学派的新面目复活。"共识"学派提出，美国历史中有冲突和矛盾，但不同的美国人共享的历史理想和传统（包括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受制约的政府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等）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随着50、60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和随之揭露的大量种族歧视的事实，"共识"学派的美国史观受到挑战。
    60年代以来，社会史学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学派，美国史学在研究内容、领域、方法和材料各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内容和主题上，研究从传统的领袖人物传记、政治体制、思想史和外交史转为对普通社会群体的研究，尤其注重对那些被传统史学忽视或无视的群体，如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语裔人、亚裔美国人和妇女等的历史。用方纳教授的话来说，对这些群体的研究"不是对已经存在的（美国）历史知识的一种简单补充，而是对历史本身的一种重新定义。"（注：Eric Fo-ner,"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Edition,"in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8）。p.x.）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美国史学也被称为"新美国史"（New American History）。
    新美国史在研究领域比传统史学更为宽广，分类更为精细，出现了许多新的专门领域，如黑人史、拉丁裔美国人史、印第安人史、亚裔美国人史等。在这些新的领域中，又有更进一步的分类，如黑人史中，又分为奴隶制下的黑人史、黑人妇女史（也与妇女史交叉）、黑人文化史、黑人思想史等。妇女史研究的领域从传统的选举权运动扩展到家庭史、移民妇女、少数民族妇女、边疆妇女、战争时期的妇女问题，以及妇女权力历史等方面。劳工史也从过去的工会研究的单一方向扩展到奴隶制劳力的比较研究、工人在工厂的生活、工人与美国制度的关系、非产业工人的历史、少数民族劳工的经历等。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新美国史学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文艺批评等领域中借用了不少研究分析方法，并启用了口述史、统计史学、文化与考古研究等其他研究形式。在史料方面，除了继续使用传统的史料（如政府档案、报纸、手稿和历史文献等），研究者也大量发掘和使用其他的材料，如种植园的记录、少数民族历史和妇女人物（包括那些并不著名的人物）留下的文字和非文字资料、黑人团体的会议文件、地方报纸和各州的档案、工会活动记录、历史小说、地方教会的手册、监狱记录和人口统计资料等。这些新的发展推动了美国史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其研究成果揭示了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美国人的不同历史经验，不同群体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努力争取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独立，学会使用美国政治机制和理论作为自己的斗争武器，他们的历史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历史的内容，也推翻了"共识"学派和谐主导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旧史观。（注：关于新美国史学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可参阅Eric Foner,ed.,New American History。此书的最新版本（1998）收集了16篇论文，分别综述了近年来美国史在重要时期和领域内的成果。关于美国史研究自50年代以来的发展，可参阅Joyce Appleby,"Rediscovering America's Historic Diversity:Bey-ond Exceptionalism,"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9（Sept.1992），pp.419-31;Lawrence W.Levine,"Clio,Canons,and Culture,"Ibid.,Vol.80（Dec.1993）。pp.849-67。）
    新美国史学对大学历史课的设置和内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自80年代以来，新的研究成果被大量纳入大学教学，历史系的课程出现多元化。传统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受到挑战，研究种族、民族和妇女历史的研究所或研究生项目不断出现。据统计，1984年有600所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专门的黑人研究课。（注：Mary-Christine Phillip,"Of Black Studies,"Black Issues ing Higher Education,May 4,1994,pp.14-19.）到90年代，绝大多数学校都开设了研究种族和妇女史专业课。美国通史教材中黑人史所占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平均占到通史（内战后至今）教材总页数的近1/5。（注：Sundiatea Keita Cha-Jua and Robert E.Weems,Jr.,"Coming into Focus:The Treat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in Post-Civil War United States History Survey Texts,"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March 1994），Vol.80,No.4,pp.1408-19）与此同时，美国史的研究与教学队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大量受到新史学影响和训练的新一代历史学家进入大学和研究所，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和妇女历史学者，这些人正在成为美国史领域的活跃力量。过去那种历史学研究由白人男性学者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得到改观。
    史学界的这些变化带来了美国史学研究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些难题。难题之一是史学研究的"零散化"（fragmentation）问题。新美国史分类过多过细，历史学家难以准确把握本领域或本专业的研究现状，把握整个美国史研究的主线困难更大。美国史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历史研究还要不要探索主要规律？史学界为此争论不休，至今没有结论。（注：值得注意的是，在《标准》辩论前后，美国史学界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倾向：注重整合和综合研究。这种新的研究倾向显示，历史学家开始利用近年来大量分散研究的成果，注意探讨一些过去认为是空洞和抽象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口号在美国历史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些概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思想、人民主权、公民权利、公民意识等。显然，新美国史学的"零散化"已引起历史学界的忧虑，而整合研究则可帮助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历史脉络和精神。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可参阅：Eric Foner,Reconstruction: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1863-1877（New York:Macmillan,1998）；Rogers M.Smith,Civic Ideals: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the U.S.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David Montgomery,Citizen Worker:The Experience of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Democracy and the Free Marke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James T.Patterson,Grand Expectations:The United States,1945-197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难题之二是如何避免"矫枉过正"。新史学由于注重种族、民族、性别和群体的历史，带有一定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在向旧史学挑战的同时，过分强调和注重群体价值，忽视甚至否定与美国史主流的联系。如何将个别群体的研究与美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联系起来？如何建立比较"平衡"的历史观？史学界已经开始讨论，但仍无定论。（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Eric Foner,"The Meaning of Freedom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1（Sept.1994），pp.435-60;中文译本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11期（1995年5月），第160-80页。方纳教授最近的新作在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方面作了尝试，见Foner,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New York:Norton,1998）。）难题之三是如何解决新旧史学流派在资源和位置分派方面的矛盾。新美国史虽有相当影响，但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史学；在学术资源的分配（如研究基金的分配，专业的设置，研究生的招收，教员的雇佣，图书资料的购买等）和学术影响的传播（如课程的设计，专业论文的出版，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学术期刊的征订）等方面，新旧史学两派始终有摩擦和较量。这些矛盾的存在对史学界内部反对《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势力和情绪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是史学界内部对美国史研究方向争论的公开化。
    《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在美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因为《标准》本身包含了鲜明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色彩，而后者正是近年来美国社会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有效地运用了群体斗争的策略，将分散的个人权利转变成群体权利，使同一群体的政治力量能够迅速积聚，通过有效机制和策略，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本群体权利状况的改善。民权运动后，群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和群体政治成为美国社会权利斗争的主要方式，也成为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基础。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美国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要求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文化和传统给予平等的尊重，要求政府坚决捍卫民权运动的成果，促使政府采取包括"肯定性行动计划"在内的经济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彻底摆脱历史性的歧视。（注：80年代以来，"肯定性行动计划"政策对少数民族和妇女进入学术界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应过分夸大其功能，目前美国大学的研究和教学队伍的主体仍以白人男子为主。事实上，在有的情况下，"肯定性行动计划"被当成是一种"配额"政策来实施，即象征性地吸收极少数量的少数民族和妇女进入学术界，作装饰（windowdressing），然后，将其他合格的少数民族和妇女候选人拒之门外。与此同时，靠真才实学进入学术界的少数民族和妇女学者也不愿被人当作是"肯定性行动计划"政策的受惠者。）多元文化主义对改变美国社会的歧视文化，提倡不同民族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有积极的作用，对改变少数民族的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的帮助，但也带来了许多矛盾和争论。由于各群体都强调自己的民族传统，强调本群体在美国历史上的特殊位置，美国社会一度出现了"认同危机"。此外，由于提倡多元文化主义与实施"肯定性行动"政策挂钩，所以，关于多元文化价值的争论不再是抽象意义的，而牵涉了不同群体的现实利益（如工作、就学、就业和资源分配等）。这种牵连使对多元文化和种族平等问题的争论往往变成尖锐对立的利益之争，从而加深了美国社会在群体认同与美利坚民族认同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到底是一个由相互分离甚至对立的民族组成的集合体还是一个具有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国家？群体的传统和利益是否应高于美利坚民族的共同传统和整体利益？什么是美国人民的共同传统？自80年代末起，这些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辩论的焦点。（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Arthur 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New York:W.W.Norton,1991）。）《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无疑要被卷入美国社会中这场更大的辩论。
    七、《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及其辩论的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制定《全国历史教学标准》是美国教育史上的一次有突破意义的改革实践。专业历史学家和中小学历史教员相合，试图将最新学术成果纳入中小学教材，改变专业研究和公共教育脱节的现象，这是美国教育改革的新思路，也是为了克服教育地方化带来的弊病。此外，《标准》的制作由联邦政府出面资助，民间专业机构主持制作，开创知识界和政府在提高全国教学质量方面的合作，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尝试。但如同上面的讨论所示，史学界和教育界立志改革的精神可嘉，但要建立和实施标准并非易事。《标准》的制作者可以将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梳理分类，并转化为高质量的教学指南，但《标准》的制作本身及其实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原因，美国史的学术研究往往被政治化了，人们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也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虽然关于美国历史的争论从来就是政治化了的）。除此之外，美国学术界一向喜欢以学术自由为由，抵制任何官方或半官方的对学术研究的限制，建立全国统一的教学标准，对一些激进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大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建立一个为史学界和美国社会共同接受的历史教学标准显然不太现实。
    围绕《标准》的辩论实际上是一场关于美国历史内涵与本质的辩论。支持和反对《标准》的人都不否认历史有重要的教育功能，都认识到历史教育是培养公民意识和构造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格外注重对历史内容的选择，格外关心对历史问题的解释，格外希望将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美国历史经验和记忆传输给学生。但是美国史学界和美国社会对什么是美国历史的本质有非常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反对《标准》的人称，《标准》对美国的光荣传统和辉煌成就讲得太少，对欧洲民族（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美国的巨大贡献讲得太少。他们认为，没有西欧民族的政治思想与传统奠定的基础，没有类似华盛顿、杰斐逊、爱迪生这样的传统英雄人物的贡献，美国不可能有今日的伟大。而支持《标准》的人则认为，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积累和完善的过程，美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的不公正，不同的种族和群体之间在分享所谓"美国梦"时曾经是极度的不公平，而正是因为不同群体利用美国政治思想中自由和民主的概念，利用美国的政治机制，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才使美国历史上的极度不公正得以改正，美国思想和体制才增加了新的内容，传统的美国精神才可以不断地获得新生，并为包括过去受到歧视的群体所接受和欣赏。支持《标准》的人并不像他们的批评者说的那样是在诋毁美国的传统，相反，他们可能比反对《标准》的人更欣赏美国的传统，一种不同的传统。
    支持和反对《标准》的人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小学生在学校应该学什么样的历史，而是学生将具备什么样的历史观，他们将如何运用这种历史观去评价美国的过去、认识美国的现在和预测美国的未来。《标准》的制作和支持者可谓是一群历史未来主义者（historical fut-urists），他们深知美国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希望美国的教育能提前为一个真正多元化的美国的到来做好准备。从这种意义上看，不管《全国历史教学标准》是多么的粗糙，而且如何地违背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它的确是一次有勇气的尝试，因为它不仅企图扭转旧的史观，而且还期望塑造未来的美国。《标准》的写作者和支持者也许并不同意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也许分享这位英国政治小说家对历史学的命运和功能的观察："掌握过去的人掌握着将来；掌握现在的人则掌握着过去"。（注：George Orwell,198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p.186,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