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讨论某一历史主体最好直接使用当时社会上惯用的称呼，或者他们自己所使用的名词，最好不要使用带有褒贬色彩或者意识形态成分较浓的词语。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一定要用新概念来对某一社会群体作归纳，那么，这种归纳不应出现众多指代不明或者有“史料前预设”的问题。（注：所谓“史料前预设”，笔者意指论者在讨论某一历史问题时，不是从史料入手，而是从某一特定理论框架或者意识形态入手，预先确定一些假设，然后去从史料中寻找“证据”证实。）因此，笔者径直用“商人”这一中性的概念来指称本研究的主体。
        本研究中所指的“商人”是一个泛指性概念，其定义则以民初所颁布之“商人通例”为准。（注：1914年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人通例）规定商人为商业之主体，而商业则包括以下17类；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镶业或贷金业、赡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堆褛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业、代理业。参看张士杰编，《商人宝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第425页；陶汇曾编：《商人通例释义》，商务印书馆，1925年10月，第13页；刘绍基编，《商人要览》，南京书店，1933年4月，第14～25页。）不过，我认为在讨论近代商人问题时，应把一些虽然侧身于商界，但其主要活动却在政界或者党军界或者学界的人和普通商人作适当的区分。就其主流来说，商人自然是以经商为其主业，其兴趣和理想亦在其中。不能把一些暂居商界的党人、政客作为商人的代表来举证。甚至“商客”也不能算作民初中国商人的主流。（注：罗志田曾在一篇论文中引用杨荫杭所谓“商客”一词，来指代民国初年新出现的介于政商之间的边缘小社群。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近代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7、8月号，第12页。）
        国内外学者讨论商人与政治的问题，多喜欢从商人组织入手。这固然有其研究的方便，亦能带来许多的启发，但是问题可能也不少。此种“集团分析”，有时会因取证的难度而容易将一些个人的行为当成是集体的行为；即使作者确实是使用了“集体证据”，但可能会忽视团体可能受个人或者派别的操纵。论者可能因过分重视个别团体如商会，而忽视其它商人团体，或者更多商人个体的表现。尤其是在处理商人与政治关系的主题时，此种问题对观点的影响尤其大。本研究中的“商人”，将尽量从个体出发，同时注意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中组织与个人态度的差别。
        所谓政治，在本研究中主要指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革命、民族主义运动、战争。笔者主要讨论的是这三种政治力对商人造成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密切，商业发展与政治变革既息息相关，商人之事业更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政治变迁亦加剧了商人阶层的复杂化，近世政治党派甚至渗透进商人社团而影响商人的活动。
        以前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商人与政治，多以上海为中心，或认为上海具有代表性。（注：李达嘉：《商人与政治》，第285页；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121页。）但是在近世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最为独特的城市，其政治化、商业化及国际化程度均是其它都市不能相比的。处此环境中的上海商人又如何能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论者以上海为讨论中心，笔者认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史料的原因，研究上海，史料容易搜集；另一个原因则是理论框架的影响，由于上海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城市，各种形态的商人均可找到。更因为此地的商人受“政治场”的影响往往较大，（注：讨论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必须考虑到“政治场”的影响。“场”的概念是借自物理学，按照《辞海》的定义，主要指“分布在空间区域内的物理量或数学函数”，亦指“空间区域本身，不一定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440页。笔者用“政治场”，指一定区域内的政治活动的强度。包括政治人物数量、政治言论及宣传的多寡、政治事件发生的频率、民众政治意识的强弱等等。而在上海，由于集中了大量的政治人物、政治性的宣传媒体、政治事件发生频率也高，所以“政治场”大。在强大“政治场”中，人们往往会受到场力的影响而使行为言论均呈现一种“政治化”的表象。但这种“政治化”未必反映人们自身的真实意识，往往是在外在的“场”的压力下一些被动的表现。）而且容易观察到，采用不同理论框架的研究者或许均可以找到其所需的例子，所以上海便成为学者们论述的焦点。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向上海以外，便就会发现上海可能并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注：Joseph Fewsmith,Party, 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pp.12～13.）
        由“上海中心论”出发，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立起来观察，（注：关于“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的使用，可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31页；［美］柯文（Paul A.Cohen）：《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215～219页；费正清（Fairbank,John K.）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3页。不过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沿海”和“中国内陆”是两个界限比较模糊的抽象物。它们首先是提示性的用语，而不是分析解剖的工具。同上书，第31页。）而造成对中国历史割裂的认识。其实他们所说的“沿海”又主要局限于上海一地。但是这种划分，对他们研究的“沿海”来说，因过分重视那些与“西方经验”类似的现象，而忽视在相同的时空情境下发生的其它基本事实。这无疑误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所具有的异于西方的历史本质。因此，笔者虽然赞同区域史的研究取径，但是在“近世商人与政治”这一主题上，却不认为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存在本质性的差别。（注：固然，在沿海一些条约口岸，由于外国政治经济势力的存在，尤其是租界的设立，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商人可能会更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否改变了多数商人的观念甚至行为，以致他们与其他生活在非通商口岸的商人有根本的不同，可能需要我们通过具体的考察来分析。更重要的是，即使真的有一些口岸商人政治化比较明显，我们亦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是商人的代表或者典型，而必须考虑到左右其言行的众多的外界因素。）选择江浙区域做此个案，主要是基于史料的熟悉与自身的了解，而不是认为江浙区域有着与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当然，即使是同一事件，各地的历史经验亦不尽相似，江浙地区更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区位，（注：所谓“区位”，系借自经济地理学概念，其简单的定义，“一般是指某一地区在与外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所形成的空间关系，即个体在总体中的位置。与地理位置的含义大致相同。”（丁萍萍主编：《经济地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3月，第4页）。在本文中，笔者以该词指由某地由历史及现实因素所构成的事件发生的背景。）许多方面均与其它地区有显著不同。但是这种历史表象方面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基本脉络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