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特别会议虽说是主要用来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的，但从各华约参加国心思来讲，显然也有意通过是会对如何应对中国时局协调一下列强彼此的步骤。因为自五卅后，美、英、日三国在对待中国要求已态度已明显有别。美国由于没有租界在中国，五卅风暴时未受大的冲击，故地位超然并有意无意地向中国人示以同情以博好感。英国人则不然，在五卅和沙基惨案后，英人已被中国民众视为“头号帝国主义”。而日本则在激起事端后，看到怒火向英人烧去，于是自谋脱身，公开里支持英国强硬，私下却谋单独解决，这使英人得知后十分愤怒，英领事大骂说，英国人因为日本纺织厂而落得这样惨，而日本却抛下他们单独开工，真是卑鄙到极点。美、英、日三家已有的这些芥蒂会前虽还未十分公开，但已为外界所关注。果然，关税会议一开场，三巨头的“不一致”很快在应对中国关税自主问题上显露出来。美国从会议开始起，就同意以废除厘金为条件，将税率提高到最高的12.5%。英国见美国已有这样的表示，不便反对，但要求关税附加税的增收要由英国控制的海关执行。日本怕陷于被动，本来是激烈反对提高关税的，却又抢在美、英之先表态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却在会上讨论税则和附加税增收问题时，寸步不让，几使会议破裂。而开会期间，中国南方由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又蓬勃起来，北方则相继发生了郭松龄反奉事件、大沽口事件和“三一八”惨案，在这些事件中，美、英、日三家态度也不相同。这样搞得会内会外矛盾交错，本就同床异梦的列强，荠蒂更深。其实，对于关税会议上与会国之间的意见难以协调，美国在会前是有所料的。五卅后，面对中国国内汹涌的民众反帝怒潮，美国开始意识到，要维护华会时列强在华现状，并要求中国按华会框定的规范“渐进”修改中外条约，已难实现。尽管美国国内仍有相当部分人（包括在华公使马慕瑞在内）认为现在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退让是不明智的（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22,37.），但国务卿凯洛格却认为适时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要求作些让步，“鼓励中国人把美国视为一个同情他们的朋友”，这不仅与美国在华长远利益相符，也有助于远东局势的稳定和美国影响的扩大。出于这一考虑，美国在会前就作出了“愿意以同情和善意的态度考虑修改现存条约”的姿态（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Mayer,July 1,1925,FRU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Vol.I,p.767.）。凯洛格并在会议开始时即给参加会议的美国公使马慕瑞以明确训示，要他向与会各国代表表明，如果会议无果而终，各国不愿接受美国的方案，美国将单独与中国谈判（注：Kellogg to MacMurray,October 5,1925,FRUS,Vol.I,pp.842-847.）。对此，凯洛格的解释是：“尽管我渴望与其他列强尽可能地保持一致，但我感觉到中国的危急形势需要采取某种行动来消解公众的激烈情绪。”（注：转引自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北京〕《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然而，美国对华出现的新面孔，却不受英、日的欢迎。华会后，英国在华政策着重于保住既得利益，但自五卅后，英国人已发现在日人釜底抽薪后，自己正成为中国人的头号敌人，本还指望会上能得美国人撑腰，却发现美国正向中国人暗送秋波，这对英人来说，无疑雪上加霜。至于美、日关系，本来就矛盾重重，华会后，美国更被日视为日在华扩张的第一假想敌。现美国率先表露出愿就条约向中国人让步的意向，日本自是反对，故币原一再抱怨“国际协调”不见了，要防止被美国出卖，日本须早打主意另辟蹊径。在美、日、英三国歧见显见的情况下，1926年4月19日在会上英方代表提议下，美、英、日三家专门就“会议前景问题”开了个碰头会，会上英方代表首先发言对会议目的作了解释，提出“三巨头（The Big Three）能否有可能在是会上就共同的对华政策以备忘录的方式作个说明”，但英人此议没有得到其他两国的响应（注：FO.371,1926,11652.P.R.O.（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档案，以下略。））。于是，原本脆弱的华会体系在关税会议上不仅未能弥痕，反而更加动摇。而这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代已开始，中国局势面临更大的变动，在风暴即将来临之前，列强个个无暇他顾，开始各行其是了。
        最先公开自谋出路的是英国。由于北伐在两湖的胜利，使首当其冲的英国自知难以相抗，于是不得不现实地考虑转换其对华方针。原驻华公使麻克瑞被撤换，新命公使蓝普森一上任，就先往汉口访问，成了列强中第一个访问武汉的外交公使（注：British representation in China,15 July,1926,FO371/11690.P.R.O.）。至汉口、九江事件发生，英怕进一步激化矛盾，不仅同意交还中国汉口、九江租界，并准备在治外法权、关税、租界管理等一系列方面作更大让步。英外交部并特别向蓝普森强调，在采取这些步骤时，可“单独行动而无须等待别人”（注：British and China at the close of 1926,FO371/12399.）。英国率先抛出的对华新方针使一心想在这时取得中国人好感上拔头筹的美国人甚为不悦，美国务卿凯洛格认为“这是英国人想在中国人面前充当比美国更好的朋友的角色”（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89.），于是也赶着于1927年1月27日发表了《凯洛格宣言》：“美国以同情的兴趣关注中国民族的觉醒，并欢迎中国人民趋向重组其政府体制的每一个进展。……美国政府以极宽大的精神与中国交涉。它在中国没有租界，也从未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无疑是对英国变相的指责。对此，美公使马慕瑞的评论是：“为争中国人之宠而互相嫉妒。”（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92.）而随着北伐军向西方在华利益集中的上海推进，美、英间扦格更深。当时，英国担心汉口、九江事件在上海重演，建议各国合作以武力保护租界，此议虽得到美公使马慕瑞赞同。国务卿凯洛格却对此作了坚决否定，他在给马慕瑞的回电中说：“如果目前上海的紧张局势需要美国海军出动登陆部队的话，就必须明确无误地认识到，这支部队的任务只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本政府不准备为了保护租界的完整而在上海动用海军部队。”（注：Kellogg to MacMurray,Dec.23,1926,FRUS,1926,Vol.I,p.663.）至“南京事件”发生，美国虽也出动军舰参加了“护侨”，但在得知蒋介石已准备对共产党下手，并愿意与列强紧密合作后，美国拒绝了英国采取通牒方式进行制裁的建议，在凯洛格给马慕瑞所发的一份经总统修改过的训令中称：“本政府不希望照会确定时限而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美国对于实施何种制裁，将持保留意见。”（注：Kellogg to MacMurray,April.2,1927,Vol.II,p.177.）美远东司司长詹森并去电警告主张“强硬”的美驻华外交、军事官员，不得与列强同事讨论制裁问题，而应以“谅解的心情”，对中国国内斗争的结局持“等着瞧”的态度（注：Kellogg to MacMurray,April.2,1927,Vol.II,p.181-183.）。从而再一次表明，美国在重大利益问题上也放弃了与诸列强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