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英不睦加深之际，日本也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更独立的路线。表面上，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南、北交战中，日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其实已开始施展分化手段，即利用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在国民党营垒中寻找日本利益的代理人。应该说，日本的谋略是成功的，他很快与在江西南昌的北伐军司令蒋介石挂上了钩。因此，在美、英还在为是否出兵“护侨”伤尽脑汁时，日本已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细，并已开始“怂蒋反共”，在“四一二”时也大见成效（注：申晓云：《四一二前的蒋介石与列强》，〔北京〕《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然而，币原外交尽管有这些成功，却不能见谅于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军部势力（注：日本军部势力，包括日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关东军和其他军事机构。参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第三册，《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没落》，马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4页。）。在强硬派军人看来，政府在现中国内乱中仍取“不干涉”政策是愚蠢、懦弱的行为，尤其汉口、九江事件后，日本所采取的“撤侨”而不是就地保护的措施，在国内引起一片反对声浪，在华有经济利益的日华实业协会和大阪纺织联合协议会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吾人决信对今日中国之无理行动，万一各国不能一致行动，我国也不得不单独出兵。”（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77页。）及至南京事件发生，日本军部更认为此事件“使帝国丧失威信”，日政友会于4月2日公开发表声明，抨击币原外交”袖手旁观，因循敷衍，终因发生南京事件而蒙受国耻。”公开指责政府的“不抵抗”，要求“彻底转变我们的中国政策，以保护国家在华的权益。”这些言论在日本国内形成了对币原内阁的巨大压力，其时日本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严重衰退也被归咎于“现内阁内政外交失败之结果”（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册，天津大公报社印行，第134-135页。），于是在一片“倒阁”声中，币原下台，取代他的乃抨击“币原外交”不遗余力的日本强硬派军人领袖田中义一。
        币原，曾任日驻华盛顿公使，1921年与马慕瑞、蓝普森一样，都作为各自国家的远东事务专家列席了华会，故也是华会“老店”（The Old Firm）成员之一（注：华会“老店”是一些华会时代表各国出席会议，后又代表各自国家负责处理远东事务和中国问题的高级资深外交官对彼此关系的一种调侃和戏称。老店成员中主要一个角色是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另一个是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再一个就是日本的币原喜重郎，他们在各自国家中都长期负责外交事务，在认同华会体系的共同原则上也基本持相同立场，又几乎在同一时期被派往中国或负责本国的对华事务，在华全体系动摇后，他们的使命也陷入困厄，至“九一八”发生，“老店”成员先后离任调职。）。1924年币原出任日外相，在任内以奉行“不干涉中国内政”政策相标榜，主张以经济扩张达到维护日本在华权益和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与华会诸国关系上，也主张遵守华约规范，以“国际合作”协调列强矛盾，认为这是一条“对日本最为安全的道路”，但也因此他的政策一直受到日本国内强硬派军人的攻击。而币原在1927年4月的下台，也就意味着其政策在日本不再有市场。这无疑是对正在出现剧烈动摇的华会体系的重击。果然，时隔不到一年，“济案”发生了。
        二、“济案”--日本为挣脱华会束缚而迈出的试探性步伐
        “济案”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发生在中日之间的一个恶性冲突事件，如仅从表面去看，日本制造此事件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进，进而阻挠中国的“统一”。诚然，这确是日本制造此案的一个目的，但不是全部。因为，国民军的北进不是日本进驻济南就能阻挠得了的，国民革命军绕道北上后，两个月内就入进平、津，宣告“统一”告成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日当局不管何等狂妄，也心知肚明。因此，此事件可说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正如上交所述，田中是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声浪甚嚣尘上中上台的，在田中之前币原时期，桀骜不逊的军部势力就在日本国内兴风作浪，并在中国一系列内乱中充当了积极涉入的角色。其中郭松龄反奉时，由日本关东军出兵援张，致使郭的倒戈功败垂成，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这些事件中，日军方的行动虽总被说成是军人擅自而为的行径，但实际上也都得到了日内阁的默许或追认，而国际联盟则碍于华会上对日本东北拥有“特殊权益“的承诺，也未作什么反映，这无疑滋长了日本军阀的骄横，证明了在日本权益受到威胁时，行使武力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有效的。因此，当1927年中国形势发生巨变，并可能出现日本所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时，币原外交便被抛弃，而军方所坚持的“日本利益只能通过军事行动来保卫”的观点受到重视，并得到不少舆论支持，上升为主导。
        那么，什么是日本在中国所最不希望见到的局面呢？这就是中国分裂局面的结束和国家主权的收回。在日本有一种“国论”早就甚为流行，即日本作为一个空间和自然资源稀少的国家，有权甚至有义务向其邻国扩张和开发，而近在咫尺、地广物丰的中国却因国内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欺凌，近代以来不仅主权丧尽，而且一直内乱不断，这无疑是日本在华扩张所需要的，也的确滋长了日本的觑觎之心。而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眼见“二次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在即，这对日本长期以来推行的分裂中国政策无疑是个巨大打击。不管蒋介石如何保证不影响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但“统一”本身就是日本所最不愿看到的事实。其二，中国统一以后，作为北伐重要目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将顺理成章地加以贯彻，不管列强如何拖延，归还中国主权也都是早晚的事，这样日本苦心经营多年的满蒙权益很可能随之失去，而由于英、美两国在资金、技术上对日本的巨大优势，倘中国收回主权，失去不平等条约保护的日本是无法在华与西方列强竞争的，这也使日本有了严重的危机感。能阻挠这一切的，在日本头脑发热的军部看来，只有对华用兵一条出路，因此乘中国南、北尚处分割状态之际，以出兵求一逞，也是势所必行。
        然而，要在华用兵，日本可以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济案”中日本人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菅，手段之暴虐令人发指就是事实），但却不能不顾及美、英和其他华会成员国的反对。自关税特别会议后，尽管华会各国已开始各行其是，但华会原则对各国仍有约束。特别是美国，在年初就与中国就解决“宁案”（南京事件）签定了协定，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开始后，美国人已明白北京政权是绝对长不了了，因而已放出风来，一旦中国实现了南北统一，政府能稳定下来，并有效行使职权，美国将按华约精神，“在条件具备时逐步废除在华特权”。而日本一旦出兵强占山东，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是对华约原则的明目张胆的蔑视，对其他华约成员国在华利益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害，其后果如何，美、英会有怎样的反映？这是日本在出兵前不能不有所顾虑的。但这时在台上的田中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其对华约体系可谓深恶痛绝。而其时日本国内也流行着一种看法，即认为在华会上“日本人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条约体系里，日本的权益一直被漠视”，因而多数日本人不喜欢华约，就像大多数德国人讨厌凡尔赛条约一样，这种情绪无疑给田中这样的军部强人起到了兴奋剂作用，特别当日本自感处于孤立时，军部所声称的“帝国的利益，必须充分利用我方之实力来保卫”之信条也就有了更多的响应者。于是，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开始相信这样的说法，即“同自然资源丰富或富有的西方国家合作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他们愿意同日本分享空间和财富，而这又是绝无可能的”，既然西方人不会关心日本国的生存，条约又不能保障日本的权益，那么维护它是毫无价值的，打破它才是出路，即使这样做必然会排斥西方利益，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也应在所不惜（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