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田的第二站是华盛顿，在那里内田受到有甚于英人的冷淡，不仅“货”卖不出去，拿马慕瑞的话来说，他还发现“他实际上把他的货带去了一个最坏的市场”（注：FRUS 1928,Vol.II,pp.425-30.）。内田是9月29日，由日驻美大使的陪同会见凯洛格的。在凯氏与其的会面中，凯除了大谈他对中国目前局势和未来前景的乐观感受外，没有一句话提到中国东北，尽管他也知道这是内田此行的主要目的，也是日本最为关心的事。内田以华约原则相质询，问“美国是否还坚持华约的立场？”意在提请美国注意到日本的利益，而凯洛格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内田在美不仅感到受到“冷淡和不被尊重”，而且还深切感到了“日本利益在美国人那里被完全漠视”，“美国人并不希望，也不打算与日本接近”，华约条款不过是美国人用来束缚他国的空洞说教，而它们自己做的却是“用一大堆讨好中国人的话，鼓励中国人去反对所有国家，除了美国人自己”（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103,112,118.）。
        内田的伦敦、华盛顿之行结束了，虽然并不顺利，倒也非一无所获的。因为，内田此行主要的目的就是“探底”，也即摸清美、英在日本制造“济案”后究竟会作什么反映。在英国，尽管内田带去的货没卖得出去，英人不会与日本合作去对付美国人，但也决不会给中国人以援手，在某些有共同利害的场合，却仍有可能成为日本的同盟者（注：比如日本所提“列强合作对付中国”显然对英国产生了诱惑力。在蓝普森给英外交部的一份汇报中明确写道：“日本的政策是继续煽动中国的内战和纷乱，以使得那个国家的任务政权都处在不稳定之中。然而我也相信，这样日本在华与英国利益的对抗将完全消失，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将就可能象以前英日联盟时那样再次变的十分热烈。……假如英国、日本和美国能一致对华的话，那么现在困扰这三个国家的麻烦都将远远离去，我们的发言对中国的任何一派势力都将具有权威性，商业利益将由此得到保障，布尔什维主义也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蓝普森认为“在‘条约’问题上，我们与日本的‘合作’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在中方要求废约呼声中，日本正在为我们而战，所以也许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FO371,1928,7/13172.P.R.O.）。而美国人，即便会向日本施加压力，甚至公开“支持”中国，但这种“支持”将十分有限，或者说仅仅是“道义”上和“口头”上的，这也使日本深得了美国也不过如此的底牌。
        应该说，日本人对英、美在“济案”后的立场估摸是大体准确的。很明显，英国其时对中、日问题的考虑完全是以“实利”为前提的，其政策的要领是“在中日矛盾中，谋求自身的利益”，也即怎样对英国最有利，英国就应怎样去做。尽管如此，由于日本自欧战时起就抱有强烈的在华“独占利益”的野心，英人对此是十分有戒心的。特别是面对“日人正稳定地一步步地向东三省扩大它的影响，直至这块地区终将被并入它的王国”，而“我们的利益却正在被逐步赶出那个地区”的前景，英人当然也不甘坐视。所以在日游说伦敦时，英人对日的警惕远远大于了其时对美国人一些做法的反感，甚至盖过了对中国要求“收回国权”的抵触。所以，英国人可以利用日本人去“维权”但“决不可能不顾中国的抗议而与日本去与日本‘合作’”，英国人会在某些事情上与美国人意见相左，但最终共同的利益需求仍能使他们回到一个战壕中。而美国人，在对英关系上，既希望英和它站在一起抑制日本，又互不信任，对日本，既欲加遏止，又不得不在很多方面与之妥协，这使日本人在挑战华会体系时，越来越无所顾忌。美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对日妥协，姑息养患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马慕瑞在他1935年写成的“备忘录”中，就对日本挑战华会以后，中国态势的发展作了清醒的估计，并对美国可能的选择作了分析。他说：从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来，可以肯定，日本在制造事变达成一定目标后，“仍将继续无休止实施它逐步蚕食中国的计划，并将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攫入囊中，并最终谋取在中国的独霸地位”，而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美国在远东就将被迫面对以下三种选择：“1.反对日本对中国的独占，以积极的态度，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理由去与日本作对，并籍以表明我们的立场；2.承认既成事实，加入进去，这样就需要我们公开的、心甘情愿地尽数撤回以往所有的反对理由，或保留的意见，或有条件的限制等；3.暂时采取一个消极观望的态度，这样做既可无须从我们传统政策所规定的原则作任何后退（这一原则长期以来一直为我们在远东和世界上所奉行），又可至少在时机不利的时候，避免直接的行动。”（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126.）当然，按马慕瑞的意见，对美国来讲，前两种选择都是不合适的，所能做的选择应该是第三种，事实上以后的美国也一直这样去做了，直至太平洋战争的最后爆发。那么，什么是马慕瑞所持的理由呢？简而言之可归纳为三点：1.避免美国与日本之间最终发生战争。拿马慕瑞的话说，即“避免像这样的一场战争本身就是我们在远东的一个主要目标”；2.在中、日孰重孰轻上，日本重于中国。也即他们所说的，“美国的外交不可能同时去实现两个目标，要想不让日本超出条约体系就须与中国保持某种距离”，而在当时不少美国人眼中，正如马慕瑞所云：“必须承认，在远东，中国对我们而言，并不具有根本性影响，甚至已成为一种副面因素。相反，日本对我们来讲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3.美对中国“统一”后的局势前景并不看好。“二次北伐”后，中国虽然宣告了“统一”，但美国人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内的纠纷仍然十分激烈”，“蒋在维持内部和谐上远非是一个成功者”，“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实质上不过只是内部不同派系暂时妥协下的一种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非常薄弱”。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因‘保护’了中国使之免陷日本之手，并因之而成为中国人眼中的“第一号’，我们也不会成为他们最喜欢的国家，只不过不是最不堪信任的而已。”（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lnstitute Press,1992,p.129.FRUS.1928,Vol,II,pp.425-30.）
        正因为出于上述种种现实考虑和利害权衡，美、英对制造了“济案”的日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施以了一定的压力，但根本上采取的都是一个消极、旁观的政策，对日本已形不成任何约束。1928年底，由于东北易帜，加上“济案”后，中国国内反日空气浓厚，田中的中国政策因“不察大局，缺乏慎重，徒遭反感”受到一定攻击，日本强硬派军人不得不暂作收敛之举，币原得以复出，这似乎使一些英、美人士看到“日本重回条约体系”的希望。然而，这一切只是美、英虚幻的一相情愿，在“济案”后，华会体系已因丧失权威性而名存实亡，既然恶行能不咎，违约无制裁，日本国内军部强硬派在尝到挣脱束缚甜头后，只会更加有恃无恐，而币原的复出只是为日本战争狂人更大的军事冒险提供了掩护。30年代始，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列强利益冲突加剧，美、英看到日本势力在中国肆无忌惮的扩张，终于在对华政策上逐步接近，并开始采取“帮助中国现政权稳定”的政策。由于看到英、美在华政策的这一趋势，乘蒋介石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和与两广实力派对垒，原驻东北的张学良部又在一年前的中原大战中开入关内，日本终于先下手为强，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明目张胆侵吞中国东北，显示出了可以对美国在东亚利益造成威胁的力量。事变发生后，随着中国东三省被日本强占，在日本强力冲击下，摇摇欲坠的华会体系彻底崩塌了，也许这一体系早已名存实亡，但“九一八”后它的“名”也不再存在，正如马慕瑞所说：“华会体系既为中国人蔑视，也被英国人和我们自己忽略，直至它最终在日本人的嘘声中成为笑柄。”（注：J.V.MacMurray,How the peace was lost:The 1935 Memorandum,California:HooverInstitute Press,1992,p.126.）日本在摧毁华约束缚后，立即用建立满洲国开始了它“重建东亚新秩序”的实际步骤，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开始酝酿，人类就这样一步步地被拖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