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与谭其骧先生和侯仁之先生齐名，被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三杰”。早在1933年，史先生就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经顾颉刚先生推荐，协助张国淦先生对中国地方志进行系统研究。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史先生看到祖国山河不断沦丧，痛心疾首，遂参加“禹贡学会”，并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下，发愤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抗战时期，史先生在北碚国立编译馆从事历史地图的编绘和《文史杂志》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史先生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应当“有用于世”的原则，与谭其骧、侯仁之诸先生共同努力，奠定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先生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同时培养了大批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人才，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000年，史先生已经88岁高龄，在身患脑瘤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拳拳报国之心，令人赞叹不已。
    作为杰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注：谭其骧：《〈河山集·四集〉序》，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自20世纪30年代涉足于中国历史地理领域以来，他以敏锐的笔触，惊人的毅力，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先生合作）、《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至1992）、《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河山集·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等二十余部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在《红旗》、《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上发表重要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大量资料来看，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17点：
    一、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有悠久渊源的，可以上溯到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历史地理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史念海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造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论班固以后迄于魏晋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辑）、《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与曹尔琴合著，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胡渭学案》（刊《清儒学案》1986）、《阎若璩学案》（刊《清儒学案》，1986）、《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等一系列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提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史的研究水平，对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发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顾颉刚先生在创办禹贡学会的时候，虽然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但他采用了“历史地理学”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地理学在沿革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为与传统意义上的沿革地理学有着明显差别的新型学科。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探讨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建国以来，史念海先生与侯仁之等先生一道，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写成《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对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史念海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问，应当在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以身作则，努力发掘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为了引起人们对交通问题的重视，他曾撰写过《中国的运河》一书（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初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为了发展蚕桑事业，他撰写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和《西周至元代陕西地区蚕桑事业》（《陕西师大学报》1977年第4期）等论文。针对西安严重缺水的问题，他撰写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和《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并向陕西省领导提出了解决西安缺水问题的建议和具体措施。此外，他还专门撰写了《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一文，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努力发挥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提出了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有它自身的特点。采取什么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为好？这是历史地理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为研究这门学科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要了解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就必须借助于文献记载，就必须进行实地考察。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由文献记载可以了解历史上某一地区的具体情况，但文献记载并非都是第一手资料，也并非都是得之目验的结果，因而难免会有讹误之处。通过实地考察，可以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理现象演变的过程。所以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能够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这“应该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较为有效的步骤。”（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第1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数十年来，史先生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他不仅对中国历史地理文献了如指掌，而且对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进行了考察，获得了大量的考察资料（注：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在此基础上，他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所倡导的这种方法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他们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地理问题，也都有很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