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促进了沿革地理学的发展。由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因此沿革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组织禹贡学会时，即以沿革地理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史念海先生是从研究沿革地理起家的。他在顾颉刚先生指导下所撰写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就是沿革地理学方面的名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99年作为商务文库丛书再版）。在这部著作中，他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考证方法，详细论述了中国历代疆域的演变，揭露了列强蚕食中国的罪行，号召国人“光复旧土，还我山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建国以后，史先生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但对沿革地理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先后撰写了《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命名的某些规律》（《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至1980年第3期）、《论〈禹页〉的著作年代》（《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等很有影响的论文。由于他采用文献和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沿革地理，一方面在文献考证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把实地考察引进到沿革地理的研究领域，因而在研究工作中往往能够有所突破。比如过去学者都认为“新秦中”与“河南地”是同义语，所指地理范围相同。他在《新秦中考》一文中，以文献资料和考察结果相互印证，指出“新秦中”的地理位置与“河南地”并不完全相同：新秦中在西、北两面都越过了黄河，甚至包括了阴山之下的北界之地；西河郡的西界与朔方、北地二郡的西界处在同一条线上，北地郡的北界也应向北推移和西河郡相连。这种创新研究，给古老的沿革地理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使沿革地理学作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向纵深发展（注：曹尔琴：《史先生对沿革地理学研究的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五、树立了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的丰碑。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始终是从“有用于世”的角度出发的。建国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展开，治理黄河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为了治理黄河，解决黄土高原的生态问题，史先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早在1976年他就撰写了《黄河在山陕之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2期）和《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1977年撰写了《论泾渭清浊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和《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上、下]（《河山集》第二集，三联书店，1981）。1979年又撰写了《黄土高原的历史变迁与当前的治理方针》（《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农林牧综合发展科研工作讨论会资料选编》）。1985年应陕西省领导之约，出版《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撰写《论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1990年撰写《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当代治黄论坛》，科学出版社，1990）。1992年撰写《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其后又不断在这方面开拓研究，并将研究成果集结成《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通过对黄土高原和黄河的系统研究，史先生指出：在历史时期，由于森林和植被的大量破坏，黄土高原的侵蚀现象十分严重；严重侵蚀不仅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支离破碎，而且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了严重的堆积，影响了黄河的安澜。因此，要根治黄河，首先要对黄土高原进行治理；而要治理黄土高原，就需要恢复黄土高原的森林和植被。这些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注：邹逸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陈桥驿：《继续深入黄河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念海教授新著〈河山集〉二集读后），《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六、开辟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状况，就不能不研究历史农业地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史念海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过程中，率先提出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的一个分支进行深入研究。他对历史农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撰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的发展及其地区分布》（《教育与研究》1956年第1期）、《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56年第3期）、《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60年第1期）、《隋唐时期黄河上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等一批高质量的文章。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农业区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河西与敦煌》[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1989年第1辑）、《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重要论文。此外，他还对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进行了深入探讨，先后撰写了《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黄土高原及其农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论西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2辑）等著名文章。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础。在史先生的倡导下，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受到历史地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已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形成和演变的内在机制。人口的分布与迁徙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历史地理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人能够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可是自然对人也有制约的作用。人不仅要受到自然的制约，就是所处的社会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不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他十分重视人口问题的研究。他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曾涉及到人口，特别是人口的分布与迁徙。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论著就有《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西北论衡》7:15,1939年8月）、《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论我国人口重心区域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台湾学生书局，1991）及《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4辑）等。在这些论著中，史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历史上的人口稠密地区，分析人口稠密地区形成的因素，以及人口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关系。他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西汉时期，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除了关中泾渭两水的下游而外，还有黄河下游和济水两侧，太行山东平原以至于相当于现在山东半岛各处，就是现在河南的汝、颍两水和白河、湍河流域的人口也是较为稠密的（注：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第一章第二节，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唐时人口稠密的地区除两京所在的京兆府和河南府外，还有太原府以及河南道的汴州、宋州、曹州，河北道的魏州、相州、贝州、冀州、沧州等地。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都是当时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有农田水利的地区。此外，城市、交通及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的疏密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演变的轨迹，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为解决当前的人口压力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