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奠定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基础。历史军事地理对于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地理学界，对历史军事地理最有研究的人是史念海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先生就曾致力于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1939年，他撰写了《保卫大西北外围地理形势》（《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文史杂志》2:9、10,1943）。1945年，撰写了《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文史杂志》6:2,1945），开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先河。七十年代中，由于战略的需要，他应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之邀，对中国历史上的战略要地和古战场进行了仔细考察，在历史军事地理特别是在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和长城的研究方面用功尤勤。1980年，写成《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1982年，写成《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1983年写成《论雁门关》（与曹尔琴合著，刊《地名知识》1983年第3期）。1984年，写成《函谷关与新函谷关》（《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1985年，写成《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文史集林》第1辑，文人杂志增刊，1985）。1985年写成《洛河右岸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1985年第11期）。1987年发表《陕北的地理特点与军事价值》（《文史集林》第2辑，1987）及《关中的军事历史地理》（《文史集林》第2辑，人文杂志增刊，1987）。1988年写成《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1992年写成《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局势和南北对立局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1994年又写成《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至3辑）。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录在《河山集》第四集中，都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堪称树立在我国历史军事地理领域的一座丰碑”（注：李之勤：《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丰碑》，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九、提高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层次。历史文化地理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一样，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最近几年，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学者较渐多，但在过去，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却很少。史念海先生是较早对历史文化地理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935年撰写《两唐书地理志互勘》（《禹贡》3:2-6、9）时，即涉及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问题。1941年，他曾撰写《现阶段西北游资之形成及其利用》（《西北资源》2卷1期，1941）。1978年，他又撰写《周原的历史地理与周原考古》（《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1981年撰写《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1983年撰写《由地理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历史地理》第3辑，1983）。1988年，撰写《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及《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1990年撰写《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撰写了《论〈三国志〉及〈晋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及《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辑）。1994年发表了《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研究》十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995年发表了《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1998年发表了《半坡遗址与历史地理研究》（《文博》。1998年第3期）。1999年又发表了《唐长安的池沼与林园》（刊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2辑《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在研究的过程中，史先生不仅注重文化现象的地理背景，而且十分注意分析文化地理演变的内在机制。因此，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上乘之作，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水平，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
    十、对历史民族地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针对这种情况，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1939年撰写了《西北宗教与民族问题》（《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文史杂志》4卷，1943）。1990年撰写了《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2辑）。1993年撰写了《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等多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列了《历史民族地理》一章。虽然由于该书篇幅所限，史先生在这一章中未能尽情发挥和阐述，但它系统地论述了从古至今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发展、以及相互杂居、分合、演变的历史过程。史先生在历史民族地理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对于民族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大的意义。许多历史上难以理解的问题，通过史先生的研究已迎刃而解。可以说，史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较之过去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中仅考证民族居地，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为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典范”（注：周伟洲：《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开拓和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十一、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历史时期中国的交通屡有变化，颇为复杂，不易理出头绪。史念海先生认为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较大关系。因而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颇为重视，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史先生首先对中国的运河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中国的运河》一书。接着撰写了《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2:9,10,1944）。六十年代中，撰写了《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三门峡与古代漕运》（《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七十年代撰写了《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九十年代撰写了《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战国时代的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此外，史先生在他所主编的《陕西通史》和《西安历史地图集》中，还对陕西的交通道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成果是不可低估的。在史先生论述历史交通问题的论著中，《中国的运河》一书影响最大，特别是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注：瞿林东：《运河：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评史念海教授著《中国的运河》，《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