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书，体裁众多，历史悠久，每一种体裁的史书均能自成体系。对我国史书体裁的研究、总结和借鉴，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就我国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略作分析总结，揭示当前史书体裁研究中的问题和倾向，以期对推进史书体裁研究有所助益。
    一、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传统
    我国不惟史书体裁丰富多采、历史悠久，而且对史书体裁的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一则我国古代有重视史书体裁创新的良好传统，表现为新史书体裁的创立、旧有史书体裁的创新发展，以及史书内容、编纂思想的创新等等，每一次创新和发展，都离不开对既有史书体裁的认真研究总结和批判继承，否则就无从谈创新。编年体是我国古老的史书体，它的产生即是综合和借鉴了以前的记言、书事的记载形式；纪传体的创立，就是司马迁将先秦各种处于萌芽中的史书体裁加以研究总结、加工改造而归于一书的结果（包含借鉴编年体之长）；纪事本末体的创立，既吸收了编年、纪传二体之长，又克服了二体之缺，是南宋袁枢在研究总结编年、纪传二体的基础上，继承刘知几、皇甫湜 “尽事之本末”的撰述思想而创立的，因事命篇，各详起迄，“文省于纪传”而“事豁于编年”；（注：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典制体则渊源于上古的《尚书》和“三礼”，上承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等等。甚至荀悦、司马光等对编年体的改进和发展，班固、范晔等对纪传体的改造和规范……，无一不蕴含着对既有史书体裁的研究总结和借鉴。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继承、创新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对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只是这种研究实践尚缺乏理性的总结和理论的说明，也鲜于记载，因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二则伴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了史学批评。史学批评以对史学自身的反思审视和总结作为主要任务，历代史学批评家和史学家都极为重视对史书体裁的评论总结，这也是对史书体裁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史书体裁的研究开始有了自觉的意识和理性的色彩。其中尤著者如西晋张辅《论班马之优劣》、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代刘知几《史通》和皇甫湜《编年纪传论》、宋代倪思《班马异同》、元代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等，都对史书体裁研究作出过积极贡献。可见，我国对史书体裁的研究是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
    二、建国以来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回顾
    建国50年来关于史书体裁上的研究，可以分为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前30年和80年代以后的20年。
    建国至70年代这30年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史学史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间竟无一部史学史著作问世。关于史书体裁的研究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关心和重视，大体只有白寿彝《谈史学遗产》（1965年3月）、赵仲邑《正史、野史、稗史》（《南方日报》1962年9月7日）和朱永嘉《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学术月刊》1965年第5期）等几篇零星的文章论及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纂，史书体裁研究基本没有展开。
    进入80年代以来，史书体裁研究才得以初步展开并逐渐发展。一方面，是在不少“史学概论”和“中国史学史”一类著作或教材中，出现了集中讨论历史编撰学理论和方法的内容，如：白寿彝主编《文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年6月），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年11月），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庞卓恒主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贾东海、郭卿友主编《史学概论》（中央民院出版社，1992年12月）等等，均有关于史书体裁的集中论述。另一方面，是出现了较多研究论述史书体裁、体例和结构等的文章，把史书体裁的研究逐步引上正轨（后详），这些文章明显地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论述更加深入；二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再一方面，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已于1999年全部出版，这部通史巨著积作者多年思考和探索所得，总结、借鉴和继承了中国古代、近代史书体裁的优点和史书编纂的经验，实现了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是我国当今历史编纂学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的一大收获。
    综合这20年来史书体裁研究的基本情况，大致可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综合研究。或者叫整体研究，是指把各种史书体裁作为一个整体范畴进行综合考察的宏观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一是上述所言各种“史学概念”和“史学史”一类著作或教材中关于史书体裁的集中论述。但这些论述或因著作性质所限，或因史书篇幅所限，或因著者研究视野所限，大多概括性太强，而深入分析和论述不够，象白寿彝先生主编《史学概论》那样深入浅出、分析透彻的著作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