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见于各种报刊的分析探讨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纂的文章。其中，关于史书的编撰，白寿彝先生在《谈史书的编撰》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第一、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是几种主要的史书体，这三种体裁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形式说的，并不是不相干的，应该看到它们的发展过程；第二、纪传体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第三、史书体裁有多种形式，除上述三种外，还有典制体（旧称政书）、地理书、谱牒（家史、家族史）、学案体、图表等；第四、章学诚关于记注和撰述的划分与论述，提出了他对于史书撰述的最高要求，对史书编撰有重要意义。（注：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问之三》，《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关于史书体裁的演进。瞿林东先生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是多姿多彩的，在三千年的史学史上，中国史书体裁经历着辩证的发展历程。（注：参见瞿林东《史书体裁的多样性》，《光明日报》1983年3月25日；《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罗炳良先生专门撰文讨论了史书体裁的辩证发展，着重论述了两大问题：一是考察了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二是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发展的一般规律。
    关于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瞿林东先生在《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一文中作了详细总结，（注：瞿林东《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史书体裁很有帮助。黎子耀先生撰文分析了魏晋南朝时期史家关于史书体裁的论述，尤其是关于编年、纪传二体的优劣问题和作用问题等。（注：黎子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编纂学》，《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关于史书体裁的继承与创新。陈其泰先生认为：我国史学史上有“重视创新的好传统”，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当今的历史编纂要“继承和发扬敢于创新的优良传统”，“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的新体裁”。（注：陈其泰《史书体裁应有创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王延武先生认为史书的编撰，要在使史学适应时代要求、社会要求的过程中，来实现史书体裁的创新。（注：王延武《史书体裁的多样性与体裁创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宋仁怀先生认为：史书体裁并不是平行发展、互不相干的，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孕育，互相推动，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史书的编纂应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加以创新。（注：宋仁怀《史书体裁的产生、发展与创新》，《北方论丛》1989年第5期。）
    关于史书的内容与形式（体裁）的关系。宋衍申《史书体裁与内容》和江明《史学编纂法》二文，论证了史书的体裁与内容辩证统一的关系。江文还论述了史学著作体裁的选择、历史事实的表达、史书结构和语言的要求等。（注：参见《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6期和1984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
    关于历史编纂学问题。吕志毅先生认为：第一部编年史《左传》的产生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纪传体的产生，反映了殷周以来神权的破产，而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作用体现得更为鲜明了。典制史书的出现，是隋唐政治统一、经济繁荣、上层建筑领域要求重新制定统一政策、法律和礼仪等因素在史学上的反映。（注：吕志毅《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黎子耀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史的编纂问题，包括断限、例目、书法、类传等。（注：黎子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编纂学》，《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刘乃寅先生和漆侠先生撰文探讨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源问题。（注：参见刘乃寅《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源》和漆侠《中国古代史编纂形式探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1993年第2期。）
    另外，陈其泰先生还撰文揭示了从清初马骕《绎史》到近代章太炎、梁启超撰写《中国通史》之设想近三百年对新综合体的探索历程和重要意义，认为他们治史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吸收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而又具有别识心裁、勇于创造。（注：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要之，80年代以来关于史书体裁的综合研究，讨论了史书体裁的多样性、史书体裁的继承与创新、史书体裁与内容的关系、史书体裁的辩证发展、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以及历史编纂学的起源问题、新综合体问题等等，范围较为广泛。但在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广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开掘。
    （二）个案研究。是指对某一特定史书体裁进行的专门研究。其中研究纪传体的代表性成果有：张大可的《纪传史简论》（《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李少雍的《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卢中岳的《略谈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2期），穆德金的《二十四史各史体例的特点》（《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王锦贵先生的专著《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等。张大可从纪传史的结构和特点上揭示了封建王朝将纪传史颁令为正史的原因；分析了纪传史的内容和价值，认为纪传史提供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以最丰富的资料，在编纂学上给我们提供了范例。李少壅分析了纪传体产生的原因，认为纪传体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创始者司马迁反对神学目的论，重视人的作用，他编纂史书的目的在于探讨治乱兴衰等历史变化的规律，所以才创造了以人为纲的纪传体。卢中岳认为，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传记为主记述史事的一种重要体例，因此，其体例实际上是三个部分：人物传记（含纪、传、世家）；类似年表的表；记裁典章制度的志。王锦贵先生的《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是近年来纪传体史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史书体裁研究中的一部重要专著。该书把纪传体文献看成一个整体，分专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剖析，共分七个部分，每部分自为一篇。书后还列有“附录”供参考。（注：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该书所论涉及纪传体文献的方方面面，范围较广，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是近年来史书体裁研究中应当重视的重要成果。
    研究编年体的代表性成果有：袁庭栋《编年体与编年体史籍》（《文史知识》1982年第12期），王锦贵《编年体史书在传统史籍中地位的升降》（《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彭久松《我国古代编年体及编年史籍的发展分期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徐蜀《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的普及》（《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钟育强《编年纪传二体浮沉升降原因初探》（《桂海论丛》1997年增刊）等。其中，袁文简单分析了编年体的发展演变、优点和局限，介绍了重要的编年体史著；王文探讨了编年体史书在古代史籍中地位的升降变化，将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是编年史从无到有，由简而繁初步发展的阶段；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编年体发展成熟时期，编纂水平日臻成熟，编年史数量不断增加；隋唐时期，因封建国家文化专制和编年体自身的局限性，编年史呈衰微低落局面；宋元明清时期，编年体的特长经过北宋司马光的发挥日益显示出来，使编年史东山再起，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彭久松则认为，商、周迄秦为编年体的草创时期；两汉迄唐是编年体的确立时斯；两宋迄清为编年体的成熟时期。徐蜀分析了编年体在普及历史知识上的优势，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的发展，隋唐五代时期编年体不振的原因，以及宋代以后编年体的勃兴和司马光等人的贡献。认为编年体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史书体裁，在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传播和史学普及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研究纪事本末体的代表性成果有：崔文印《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代继华《略论纪事本末体产生于南宋的原因》（《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瞿林东《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说说纪事本末体史书》（《书品》1993年第3期），张东光《纪事本末体再认识》（《湘潭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等等。崔文印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为了弥补编年和纪传的缺点而产生的，纵向简括，横向完整、翔明，是其最突出的特点。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有个发展过程，从《通鉴纪事本末》到辽、金、西夏纪事本末，是从抄撮一书到综辑群书，到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史学的发展状况。代继华认为，纪事本末体产生于南宋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编年、纪传二体的局限促使有识之士思考用新史体来撰述历史；二是《通鉴》的史料专门化以及“总叙法”的创立，对纪事本末体产生有直接影响；三是袁枢把历史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以纪事本末体来撰述历史满足了当时社会的要求。瞿林东先生认为，纪事本末体的特点一则以事件为纲，二则因事立目，较少受到体例的局限；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价值在于：一是创造了新的史书体裁，丰富了中国史书的表现形式；二是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三是在传播历史知识、增益人们历史智慧方面有特殊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