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新原则：传统史著编纂的生命
    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中国传统史著编纂坚持创新原则，根据时代的特色和社会的需要，不断求异创新，另辟蹊径，或创造新的编纂方法，或补充新的内容，或提出新的历史见解，极大地丰富了史书编纂的形式和内容，扩大了历史著作论述的范围，促进了人们对历史面貌的整体性认识，更加全面地、客观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传统史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充分发挥了史学著作的政治教化和启迪智慧的功能。创新原则在传统史著编纂中表现在编纂方法、编纂内容、历史观点三个方面。
    （一）编纂方法的创新
    传统史著编纂方法主要从史体和史例两方面创新。史体是史著内容的外部表现形式，史例是史著内容的内部结构形式。通过形式的创新，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内容，更好地总结封建政治的成败规律。
    中国最早的史著体裁为编年体，孔子《春秋》发凡起例，它按照年、时、月、日时间顺序记事。《左传》以《春秋》为纲，记事丰赡，不仅有精彩的记言，而且有记一件事的始末原委的，如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流亡19年的经历。《春秋》首创“属辞比事”，即规定一些义例来约其文辞和编排史事，这就是后人说的“春秋笔法”，用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到汉代编年体史著又推陈出新，荀悦的《汉纪》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以人为本去编排史事，记载了许多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突破了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有时补叙前因，有时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和事，建立了编年断代体的规模。宋代司马光“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编纂了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主要采用“编年附传”的方法，人物首出交待籍贯世系，死时交待生平事迹和道德人品，增强人物的整体性。还采用追叙方法、并叙方法、预叙法，保持历史事件的完整性。扩大了编年纪事的范围，弥补了编年体事以隔年的短处，使之成为最有代表性的编年体史著。
    纪传体是继编年体之后的重要史书体裁，它以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列传、世家、书、表，各自为用，交织配合，是有意识创作的一个完整的编纂体系。正如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所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长也。”《史记》编纂的义例有“类别区分”，即类叙法，首创“互见法”，就是以参错互见来组织材料，详此则略彼，使有限的笔墨能容纳丰富的内容。班固易纪传体通史为纪传体断代史，把《史记》创建的纪、传、表、志体进一步完备，特别是断代为史，更突出了一代帝王为中心的封建史观，被历史统治者奉为正史，“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6]（卷1）。纪传体把事件、制度、人物和历史进程的记载融为一体，扩大了历史著作记述的范围。
    典制体是唐中期杜佑开创的新的史著编纂形式，它从会通和分门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纪传体史书的书志部分，写出了第一部典制体通史——《通典》，从而突破了编年、纪传二体的格局。每事分门别类，举其始末，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废置，从而探讨典章制度对为政得失、民族关系、社会进步、历史进程的影响，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郑樵编纂的《通志》“经纬异制，自有成法”，把《史记》、《汉书》等书的“合传”、“附传”改为以朝代为纲，按先后次序编排的“分传”形式，其中的《二十略》贯彻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原则。马端临编纂的《文献通考》首创文、献、注的撰述方法，“详博综贯，尤便于用”[7]。
    宋代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的史著体裁，它分门别类，每事各详其起讫，自立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使“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所未见也”[5]（《通鉴纪事本末》）。
    传统史著编纂方法的创新，还有学案、表、图、史论、史评等体。各种体裁不断发展创新，相互融合，共同铸造了中国传统史著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
    （二）编纂内容的创新
    首先，我们看二十四史内容的创新。《史记》所载内容在先秦史籍《尚书》、《竹书纪年》、《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资料，司马迁首创了学术史、民族史、经济史、工商史等的编纂。班固《汉书》的《艺文志》、《五行志》、《刑法志》、《地理志》、《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外戚恩泽侯表》，范晔《后汉书》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等传，司马彪《续汉书》中的《百官志》、《舆服志》，《晋书》的《载记》、《忠义传》、《孝友传》、《叛逆传》，《宋书》的《恩倖传》，《梁书》的《诸夷传》，《魏书》的《官氏志》、《释老志》，《隋书》的《诚节传》，《五代史志》的《经籍志》，《新唐书》的《卓行传》、《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薛居正《旧五代史》的《选举志》，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杂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久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司天考》、《职方考》，《宋史》的《道学传》，《新元史》的《序纪》、《博尔忽传》、《赤老温传》、《韩林儿传》，《明史》的《七卿年表》、《阉党》、《流赋》、《土司》等，《清史稿》的《交通志》、《邦交志》、《大学士表》、《军机大臣表》、《部院大臣表》、《疆臣年表》、《交聘表》等，都是根据时代特色补充的新的史著编纂内容。
    其次，典制体内容的创新。《通典》的内容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门，而《通志》除沿袭其内容外，新增《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氏族》、《都邑》、《谥》、《昆虫草木》等略。《文献通考》内容的二十四考，其中十九考参照《通典》而作，《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为《通典》所无。《清朝文献通考》新增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和《四裔》等考。
    最后，我们看编年体内容的创新。《左传》有196800多字，篇幅为《春秋》的10倍，《春秋》犹如事目编年，而《左传》丰腴，补充了大量新的资料，记述了不少生动的历史过程和人物活动。荀悦的《汉纪》虽取材于《汉书》，但也有新资料补充，如，对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记载就远比《汉书》详细。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虽然取材于正史，但唐五代时期补充了大量资料，远比《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丰富得多。
    由上可知，史著编纂内容的创新，不仅有各种类型的人物传记，详尽的历史事件，而且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民族关系、邻国交往等都有记载，全面地总结了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