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著的编纂从历史真实的客观记述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统治者提供科学的借鉴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不迷信天命，不崇拜宗教，重视人事的作用。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就是说神也要依人的意志而行，弃民者终为民所唾弃。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评价项羽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他指出了项羽灭亡，不是天意而是用兵之过。范晔在《后汉书·张衡传》中全文引用《驳图谶疏》，对谶纬迷信的虚伪性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具有破除迷信的作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未通人理于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他认为：“为治之要，莫先乎用人。”[9]（卷72《明帝景初三年》）他对范缜《神灭论》和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全文存录，具有批判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作用。在卷11中他还指出道教的虚妄：“其讹甚矣”。杜佑在《通典》中认为，唐中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盖因人事，岂唯天时。”国家的兴衰在于法律制度的得失和政治的优劣。“天下兴衰系于用人”、“天下兴衰在于政治是否清明”、“天下兴衰在于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和贯彻执行”，这些历史规律的探讨，具有科学的思想价值，为资治原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部分地考察了传统史著编纂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史著的编纂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根据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采用多种编纂形式，记载真实、丰富、具体的历史内容，客观地总结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阐发人生哲理和启迪人们的智慧，使各阶层人都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教益，提高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生产、人际交往和应付各种事变的能力，增加成功的机会和少走弯路，充分发挥了史著的社会功能。这给我们当代史著的编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编纂史著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创造新方法，发现新材料，提出新的历史见解，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反映时代的要求，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编纂出既具科学价值，又能经世致用的历史著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文化保证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6]赵冀。廿二史劄记[M].
    [7]张之洞。輶轩语。张文襄公集：卷204.
    [8]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