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马楂度在刚开始的第二及第三次谈判，为了进一步威逼清政府，不忘抬出葡萄牙的殖民国背景，来逼中方就范：
    在未开议界事之前，本大臣尚声明葡国政府并无向中国要求扩充土地之意，葡国在现在之世，殖民地之多，亦可列第三国，法国之后，当推葡矣。(35)
    除了以西方列强的支持掌握话语权力的方法外，葡方还有诉诸西方文化的途径：所谓的条约内容和国际法规，中方谈判代表高而谦在第三次会议中提出“concessoion”一字中文为“属租地”，马楂度随即反对，并提出二十五个理由指“concessoion”意为属地，并从中葡交往、葡人居澳以及葡人在澳门及各邻近岛屿的活动及建筑来申明对这些地方所拥有主权，并明言这是由“万国公法之书可凭”，漫天要价提出前文所要求的大面积土地，并申明这些要求是合法的：
    一、查实得地之法，有战胜而得者，有让与而得者，有逐渐开拓而得者，有居住而得者，有历时久而得者。
    二、无一正当凭据，足以指明澳门及属地，系中国让与大西洋者。……
    九、管理各岛，西洋人全有主权，所以凼仔、路环、青洲设衙署，派官员，施行治权，历时甚久。
    十、湾仔在澳门对面，得西洋人保护，东边已渐兴旺，因其对近澳门，故由澳门官兼治其地，乃中国官时时有侵楼[权]之举动。
    十一、舵尾及横琴，其东北边长时系西洋人管理，其西边中国亦有时管理之。
    十二、所以上列之各岛，全系澳门属地，按照地理图，实联合而成为澳门，尽归西洋人所管辖，西洋人为保守澳门，即不能不管理各岛。(36)……
    后来的谈判僵持不下，中方一再坚持拒绝葡方对于所谓“澳门界址”的要求，葡方想到寻求同一文化背景的西方盟友支持，提出国际公决：
    需要说明的是，在尽办法解决这些难缠的问题的角度下，在1909年，葡萄牙为把此事提交国际仲裁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为此提交了建议，期望得到除了英国，还有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支持。(37)
    马楂度在经过八次会议后再和高而谦会面，两人探讨了当前困难的谈判形势后，马楂度即向对方提出请国际公决作为解决之道：
    我向他(高而谦)表示所有这些提议(高之前提三建议：一、中方代表易人；二、更换谈判地点；三、把新谈判地点设在北京)我都难以接受，唯一合适的途径是两国政府同意将此问题提交仲裁。在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后，我告诉他将致电政府，建议立刻寻求仲裁……(38)
    葡国这种以中西方在政治、军事和文化冲突的层面上，寻求强大西方盟友的支持的取态，使之在谈判伊始之时，本当实力相当的双方，出现了一次权力倾侧，也就是葡萄牙利用不断的军事和政治冲突，转化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即西方国家因文化相近而结合，共同对抗文化传统相对的中国，进而实现了权力关系的转换(39)，继而掌握话语权力的优势。到后来谈判僵持不下，马楂度代表葡国提出把事件提交国际法庭仲裁，也是基于这种政治权力的决策不断通过各种战争来重写这种关系，这种重写表征在社会制度中，经济的不平衡中，语言的压抑中，甚至话语的操作中的心态(40)，认定在西方世界的支持下，把谈判从两个国家对领土的磋商，升格到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对立的高度，至使勘界谈判开始的前一段出现第一次权力的让渡，受方是葡萄牙。
    四权力话语的转移与替换：勘界的谈判过程
    由第二轮勘界谈判开始，中葡双方的立场已有很大差别，而中国方面本来不把葡萄牙这个西方小国放在眼内，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甚至主张，今后议约“唯在聚精会神与德、法、俄三国辩论。至葡乃小国，乘间搅扰，尽可直言驳斥，其则不理。不宜多立条款，无意中为诸大国开方便之门也。”(41)但葡萄牙恃仗西方国家支持，以掌握谈判权力话语的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致使清政府在开始时对英国的态度极为顾忌，申明不希望英国参与其中：
    葡人在澳不过居住、贸易，按约得久享此益，万不可有贪土之想，既非在彼屯兵欲筑军镇，何取于附近小岛？今粤民对于此事甚不靖，若恃他国势力强占无益之地，粤人心必不服，将来必不相安，不如与高大臣和衷商订为宜。(42)
    中方谈判大臣高而谦很了解葡方把英国以至西方其他国家卷入勘界谈判的意图，故此明确反对把事件提到国际层面：
    海牙判断，欧美之于东亚本有不同种族之成规，益以中国政治未尽修明，必以此地属葡为优，葡人布局已久，既有可借之词，必有袒葡之意。澳门为无税口岸，便于通商，一也。英人虑葡穷蹙，将地献于他国，于己不便，二也。法人在彼有电灯公司之利益，三也。葡人拟开内河，已与法、荷议明，购彼黄浦江浚河机器，包修河道，法、荷均有利益，四也。有此数大国主持其间，海牙会必为葡国之辩护士，难免全败，反不若自与磋议，尚有得半失半之望。(43)
    可见高而谦对于谈判的形势有很深刻的认知，在一个实力相若的前提下，角逐权力的技巧至关重要，葡国在提出勘界以至开始谈判的时候，都懂先发制人，利用和英、法、荷这些有着共同利益的西方国家作后盾，文化心理上则利用“在自己邻地以及邻界的土地和除此之外的地域划出界线，称界线以外是‘野蛮人的家园’”的共同殖民心态(44)，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难怪高而谦会认为即使力拒国际干预，谈判的胜算也只是“得半失半”了。既然中方的权力话语已失，葡萄牙应该可以任意索要，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高而谦听取了马楂度对葡方对澳门界址的范围后，即在第二次会谈中严词拒绝：
    香港、九龙情形，与澳门不同，时势亦不同，亦不能援以为例。
    中国使臣之意见，欲愿两国永远之平和，唯有照约勘界，就澳门本岛中，详细勘画，此已大拂舆情，然为约允之事，中国勘界大臣，不能不担此责任。……(45)
    高而谦在说词中提出了两点：一是香港与澳门的情况不一样，清政府对待英国和葡萄牙的态度也自然有所不同；二是民间的舆论压力，使他不能在国土问题上多作退让。中方的反应在某程度上显示葡萄牙所掌握的权力话语并不是绝对的优势，反之，在角逐话语权的过程中，是有扭转和让渡的可能，重点是如何使用权力。因为“角逐权力的策略会形成一种关系以构成一条权力阵线，这条阵线能以适当而又满足于事后反应的姿态来取替诱发性的行动”(46)，高而谦的适当姿态是对待葡国和西方列强的分别；“满足于事后反应”则来自“舆情”。
    “舆情”能成为这次谈判的影响因子，也有着其历史沿由：早在19世纪中期澳门的亚马留总督越过澳门城墙，到华界的望厦、龙田等地编纳门牌强收租税开始，澳门的华人和广东民间已不断上书要求清政府出面干预“澳夷又派人入村，如前勒索，并每户送保单一纸，责以缴租。迟缓，应行照章苛罚。百端威迫，民不聊生……欲欠国赋而纳夷租，则为么籍之编氓，深为可耻”(47)。为了表达寸土不让的决心，澳门和广东组成多个关注勘界的民间社团，又计划在距离澳门不远的开设香山埠(今珠海香洲)来截断葡人在澳门的贸易优势，明言“我国边界指不胜屈，屡受外人欺凌，势难哑忍，而澳界为尤甚，葡国虽小，狡计甚大，如强邻压境无论矣”(48)。故此在勘界谈判开始时，广东民间对葡萄牙贪婪的姿态已大为不满，一些较有地位的士绅倡议设立关注勘界进程的团体，报章也大肆报导事件，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方不能在国土问题上作出退让：
    澳门划界一事，关系国权，我邑犹有切肤之痛，日前恭、谷二都之热心士绅杨君瑞初、陈赓虞等，特因此事设立划界维持会以为政界之助……中葡划界，葡欲无厌，稍任混越，全粤堪虞。(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