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香山(即今中山与珠海)与澳门毗邻，当地绅民对划界事件尤为关切，《香山旬报》由勘界会议筹备、会议人选以至每次会议的过程，都有所报导和评论：
    会勘澳界事宜，业经部派高而谦前往勘办……闻届时拟先勘前年被占之湾仔、以至银坑马骝洲一带，再勘从前被占之关闸界，以至旺厦青洲等处，然后详勘旧日交界原址，以凭厘定界址云。(50)
    及后《香山旬报》都有对会谈的状况详加报导(51)，可见澳门虽然隅处香山一隅，但关系到国土主权的大原则大问题时，则能引起全国的关注，例如广州的《羊城日报》、《国事报》和《七十二行商报》都有连续的篇幅报导勘界谈判的进展(52)，而且不但广东民众，中国各地以至海外华侨都对中葡之间的交涉深表关注：
    福州友人函云：……联合各省社会，以厚维持之力，自愿将其别墅碧林阁借作会所，以便与各埠联络……每人捐弃一月所入之款，速购新式妄洋船四艘，报效政府，以厚现时海军之力，示我粤人誓以死争，不能退让寸土。
    由报章的内容可知，民间成立的各个“勘界维持会”在这次谈判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这些维持会除了广东省内，还有国内的“各省”以及国外的“各埠”，而且程度不但在观察、评论以及陈情，还实实际际地在军事上参与和葡国的周旋，资助清政府购买军舰来增加国力，当然这些“勘界维持会”对作为谈判代表的高而谦也施予了相当的压力：
    钦命中葡勘界大臣高大人钧鉴：澳门界事，朝野倚重高才，想宪台必能力抵葡人，保国土而嬮民望，吾民认定澳门旧界，除三巴水坑二门之外，寸土不能轻让。伏乞钦宪毅力维持，吾民愿拾生命以为后劲，幸勿轻易曲从，至违众望。(53)
    类似这种民间对中方取态的声音可说是此起彼落，难怪高而谦在勘界会议上对葡方一再强调民间的舆论对这次谈判的作用，而自己承受的压力也很大，故此才在会议中声称在澳门本岛勘界已是“大拂舆情”，又指“民情激烈，稍一不慎，致酿事端”。(54)他在给外务部的电文中，也认为不可忽略民情，政府对海内外纷沓而至的勘界议论需要有适度的响应：
    日来内外来电仍复纷纷，皆言尺寸勿让，若和平予地，其何以慰国民之心？则唯有将一切内容及现时议案，或密示维持、研究两会首领，令其协筹对待之法；或宣示内外，使各晓然，自明已铸错至今，几属爱国之伦(论)，岂肯误国之计！苏杭甬代表，其始势甚汹汹，迨钩稽案卷，始知政府有不得已之苦衷事，乃有济颇望今日民情似此。(55)
    葡方对于中国民间的声音也不是充耳不闻，在对澳门界址问题的备忘录上，葡萄牙也明确指出勘界会谈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舆论和各个“勘界维持会”的干预：
    在广东，媒体一如以往地采取激烈的反葡萄牙立场，促使我们今后的行动要加倍审慎；这局面也使在青洲北部的浚河工程必须延误。(56)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对权力的循环及支配的关系所描述其“连续性”的内容中，权力的掌握及扩大有其特殊路径：
    某种唯一的、同样的意图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维持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构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前景；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和什么样的支点包含着转让、遗忘和重复的游戏；起源是怎样在其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并且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完美。(57)
    中国民间对勘界的反应能透过舆论压力来“维持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而使民间作用成为在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来达到目的，民众的要求在福柯权力关系系谱中，作为微型权力的拥有者(58)却透过目标的一致性、行动的连续性和统治范围的扩大，已成为左右这次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情汹涌造就了清政府坚拒葡国漫天要价的后盾，使话语权力下放到谈判桌外的舆论中，造就“权力在循环过程中具有一种链状结构(商民的反抗情绪及香山开端口)，通过网状的组织(民间各个关注勘界的团体及报章媒体)的组织运行和实施，使个人处在权力网络中或在实施权力的状态中，个人成为权力的运载工具，而非权力实施的对象，成为“权力并非从最高统治者发出，而是来自下面的微型权力”(59)，使权力话语在谈判过程中出现了让渡和转移，这次的受方是中国。
    五结语：没有结果的谈判
    在权力话语的原位出现转移和让渡之后，中葡双方在勘界谈判的实力上处于相当的局面：葡萄牙凭恃西方国家的支持，坚持将事件交由国际公决；中国则以“民情难拂”作为争夺话语的条件；双方于澳门的水、陆界的划定意见分歧，葡方坚持第二次会议时提出的界址，而中方则认定葡人在澳门居住的范围，只在澳门半岛筑有城墙的南部一小块地方，为了让谈判有所突破，高而谦建议作出一些让步“提议将龙田、旺厦抵换潭仔、路环上占地”(60)，然而这个提议遭马楂度在会议上断然拒绝：
    葡使坚指潭仔、路环、青洲等岛实已全占管辖，其对面山、横琴、舵尾山及附近各小岛尚可商量分辖。唯我指潭仔、路环已建造之处或能认为被占，允为葡人来往停留之所，仍不得作为属地，彼坚不允从。(61)
    马楂度提出“澳门全岛、内河全口、凼仔、过路环、青洲各岛及其水面，向来只有葡国据住管辖”(62)，但为了相互通融，可以在其他地方作出一点让步，即过往要求的对面山、银坑及横琴等岛屿，可以和中国商讨如何划分：
    对面山、青角、横琴及其附近小岛，本使听便分划，总以免将来两国不浃意之事。(63)
    其实马楂度也感受到中国方面是挟民意来与葡国讨价还价，在进行了第七次界务谈判之后，他便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反葡情绪对这次谈判的前景极为不利。“所以，与我们打交道并非中国政府，而是狂热分子，他们无视国际法，玩弄民众的爱国感情。”连当时的港督卢押爵士(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也同意“中国人受‘中国是属于中国人的’癖好唆使，不可能让步”(64)，在这个“国家权力、阶级权力与执政党的权力对社会个体成员所产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需要通过一个中间层，这个中间层就是社会个体成员所参与的各色各样的社会活动”(65)情况下，中国社会舆论及各个民间社团对国家和政府权力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不能挟英国之强来逼中国就范、中国社会的反葡声音此起彼落的情形下，马楂度深知再谈下去也是没有结果，于是在第九次会议中断然提出终止会议，并建议把问题交由国际仲裁：
    本大臣揣度情形，并察阅贵大臣第十说帖，似无和平办法，只有索回原地之意，则续议毫无所用。唯复敦请贵大臣仍以公断劝贵国政府，本大臣现已劝本国政府矣。似此办法，实委解释两国龃龉最光荣最合式之法，于两国交际，实有裨益。(66)
    马楂度看来如果不能达成任何一方的目的，在没有任何共识或协议下终止谈判似乎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起码保存了面子”(67)。他坚持把勘界事件提交国际，似乎是为了让葡萄牙可以再掌握谈判话语留了后路。
    在中国方面高而谦则认为在谈判的过程中已作出了适度的让步，这些让步足以挑起中国民间的反抗情绪，“谦以新占之龙田、旺厦等村予葡作为属地，复以旧占之潭仔、路环已建造之区予葡停留，不作属地，河海仍全归中国。在而谦已经拂戾舆情，十分迁就，乃葡使固执占管之言，并恃各地已在其势力之下，不肯归还。”葡人不罢休，形势是“意见参差如此，民情激烈如彼，稍一不慎，致酿事端，诚非两国之福，只得听其拂衣而去。”(68)可见到了谈判破裂的阶段，中国和葡国所顾忌的都是中国社会对勘界的关注及激烈反应，说明“权力不是给定的，不是用来交换的，不是可以恢复的，而是在行动也仅仅在行动中才得以实施的”(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