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区域社会的发展
    中古时期规模空前的人口迁徙浪潮，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地理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的南方地区不断被开发，区域经济文化逐步发展并走向新的整合。这是当时社会变迁的突出表征之一，以往学者对此也已予以较多关注，论著甚多。在本次讨论会上，又有学者采用独特的视角、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如陈弱水对中晚唐五代时期福建士人阶层兴起过程及士人思想情态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试图揭示闽士作为一个地方性的知识社群发展成为全国性士人阶层的一部分的途径和经历，以及这一发展的重要历史涵义。他认为：“科举制度是沟通地方性与全国性士人社群的最重要管道，在唐亡以前一个多世纪，闽士在此管道备受压抑，一直只有‘孤寒平人’的身分。这种景况一方面反映了福建士人做为新兴社群的边缘地位，但另一方面，他们以及其他南方新兴地域士人受到压制一事，事实上显现了其在全国范围内力量的茁壮。唐帝国崩解后，这个形势就变得非常明显了。”“闽士虽然与邻近地域如浙东、江南、江西有较密切的接触，区域士人文化层的存在并不明显。这个现象似乎显示，唐代以后，科举与文人仕宦制度对中国士人社群的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陈弱水还对同时代同属知识阶层的禅宗僧人做了简略考察，认为晚唐五代福建的佛教以禅宗为主，禅宗社群有很鲜明的区域色彩，并且福建禅宗的兴起，以邻近的禅教中心为依归点，其社群结构与大受国家制度与利禄之途影响的士人社群的结构大不相同。郑学檬评论认为：中晚唐五代社会处于变革时期，福建的地理环境特别，社会文化地域性明显，当地文人也很有特点。陈弱水对当时处于边缘文化区域的福建地区的士人社群所做的考察，有新意，有深度，不仅加深了对当地社会的理解，对全面认识中古社会变迁也很有帮助。
    任大熙则对唐代剑南道的州县变迁情况进行了考察。他利用附表形式，对州县变迁状况做了数码符号化的处理，在参考事项中标识出州县等级的升降、州县名的来历、物产资源等内容，对州县的改置及部分名称的成因做了相应的考述。胡沧泽认为，任大熙对资料进行数码符号化的整理，在史料处理方法上具有开创性，值得借鉴。
    此外，李庆新将法制史与地区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唐代岭南地区的300余例流人进行了统计分析，讨论了唐代流刑的特点、施刑情况及其与政治形势的关系，并对大批流人进入岭南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作了论述。程存洁则运用最新考古资料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相关成果，对唐代广州城的规模、结构变迁问题深入探讨，并对唐代广州城市居民的礼仪变迁、城市文化生活变迁及城市物质文明发展状况作了分析，认为中唐以后是广州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为南汉宋代广州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李文润则探讨了隋唐时期今湖北一带的气候生态、人口消长、经济文化变化和社会结构等问题，并将其与当时社会发展大势相联系。
    六关于礼仪制度和宗教巫术
    中古时期，文化发展的走向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两汉时期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在受到异端思想的激烈质疑与论难之后，以新的姿态继续发展，其中的礼学曾一度非常发达，成为儒家学术文化的核心，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古社会生活，无论在家庭（家族）内部的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礼仪制度都受到特别的重视，封建国家的礼典不断详密丰满。同一时期，源于本土方术和神灵信仰的道教援引道家理论，在经过清整之后逐渐形成系统的说教与轨仪；佛教等多种外来宗教相继传入，在与本土宗教不断发生冲突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广泛传播。这些都是中古社会变迁在文化方面的重要表现，在本次会议上也成为讨论的热点。
    礼仪制度方面，史睿对唐代《显庆礼》作了瞻前顾后的考述，将唐代礼仪制度的变迁置于中古礼学沿革和律令体制发展的历史坐标中加以考察，通过对《显庆礼》与《贞观礼》和《开元礼》的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显庆礼》在中古礼学发展由南北分异、冲突到重新整合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同时还通过《显庆礼》对唐代礼典与法典（律令格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吴丽娱则通过对敦煌文书中的表状笺启书仪做动态历时性的考述，观察唐五代官场礼仪的转移变迁，发现制度规定向朝廷和皇帝所行的起居、谢贺诸礼仪，在唐末五代却行之于各级长官特别是地方节度使，认为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的官场生活，更反映了唐朝统治衰落后下僭于上，地方权力僭似中央的普遍事实”。金子修-透过皇帝的郊庙亲祭探讨了唐代皇帝祭祀的特质，对唐代皇帝亲祭的内容、次数、背景和时间分布进行了详细考证，论述了唐代皇帝亲祭的意义和重要性，并特别指出了亲祭被利用于政治和祭祀世俗性逐渐增强。他还就《开元礼》的实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严耀中也就祭祀制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高级宗教很晚出现，关键就在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已经包含了宗教成分，其中主要是祭祀制度。对天地诸神的祭祀，给人以天人感应的神秘情感，对祖先的祭祀则体现了一种生命的永恒。数千年来，从中央到乡族各种制度化的祭祀活动，不仅加强了统治者的神圣和权威，从而保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性，而且由于宗教情结政治化的结果，使得国民中宗教观念相对淡薄，这对华夏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金善昱对隋文帝提倡儒家礼仪教化、整肃社会风气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代表们探讨礼仪制度和礼仪教化，但不局限于礼制和礼仪，而是努力由此探测中古政治、文化和社会风情的变化，新意盎然。
    宗教方面，熊存瑞、杜文玉就隋炀帝与天台宗、三论宗和智者大师个人的关系、炀帝支持和抑制佛教的政策与目的、隋代佛教中的萨满因素等问题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刘屹论述了道教“三道说”的内容、三道内涵的变化、“三道说”的文化渊源和它与佛教的关系；李忠熹则对景教的传播和景教的思想进行了探讨。荣新江认为：前人对唐朝流行的各种宗教，如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的传播发展，都有过详细的个案研究，但孤立地研究某一宗教的演变，看不出历史发展的大势。故此，他对安史之乱前后宗教形势的转变进行了宏观综合的考察，探讨了安史之乱对唐代各种宗教所产生的影响，对唐代各种宗教或派别的发展兴衰与传播情况作了概括性的勾画。
    在佛、道及其他宗教不断发展兴盛的同时，中国源远流长的巫觋和占卜术仍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而不曾稍见衰微。有关问题已往研究不多，在本次会议上则成为一个讨论热烈的话题，一些代表分别就卜筮与儒家文化关系、占卜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和唐代巫觋的社会职能等问题发表了学术观点。严耀中通过对卜儒关系源流的探讨和二者思维模式的比较，认为二者的关系不像一般所想像的是对立的，而是息息相关的：卜筮不仅使儒学染上了神秘色彩，而且成为儒、释、道融合的纽带；而儒家文化则深化和提升了卜筮，并且二者是互为体用的，表现了士大夫精英文化与庶民世俗文化的深层联系。他还将自孔子的时代到隋唐时期称做卜儒交错发展阶段，而将隋唐以后称做泾渭分流时代。针对严耀中的观点，黄正建认为，儒家与卜筮应是不同层次的文化，对卜筮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对儒家的影响不应估价过高。并对唐代占卜机构的设置、占卜与重要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特别指出了其中的某些变化及其原因。赵宏勃则对唐代巫觋的多重社会职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讨论。在讨论会上，不少代表表现了对巫觋、占卜的浓厚兴趣，将它们视为学术问题而非迷信现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了认真的探讨和争论，反映了中古史研究的一种新学术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