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两汉今古文之争的性质
    学者一般认为，两汉的今古文之争先后发生过四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汉后期，另三次则都发生在东汉。至于争论的性质，或以为是两个不同的学术宗派之争[1]，或以为是围绕增立博士之争[2]，或以为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之争（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章第九节之一，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编第八章第一节，翦伯赞《秦汉史》第二编第十一章第二节之一等，皆同此说。），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够准确，而其通弊则在于将两汉的今古文之争笼统言之，不加区别。其实两汉今古文之争的性质绝不相同，兹略论之如下。
    西汉后期的争论发生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是由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四种古文经立博士引起的。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这件事，结果“诸博士或不肯置对”[3]（《刘歆传》。按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皆出此《传》），即以沉默表示反对。因此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加以指责，说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忌，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以《尚书》为备（案指二十九篇之《今文尚书》），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等等。因其言辞过切，不仅招致诸博士的怨恨，也引起了一些执政大臣的愤怒，如大司空师丹即“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这场争论，以刘歆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刘歆也被下放到地方做官去了。但这次争论除博士们所谓“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之说，略带学术性质，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学术问题。且当时的博士都甚浅陋，大多没有见过古文经，更谈不上有所研究，故“不肯置对”，宜其然也。至于博士们一致反对立古文经的根本原因，则是为了垄断利禄之途，不愿古文经学派出来跟他们争饭碗。因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读经可以做官，著名的经师还可以做大官，今文经学得以迅速发展，到宣、成时期，即已由此而形成了“士族”这一特殊势力。金春峰在其《汉代思想史》（修订增补版）中对此有很好的分析，其中有两段话说：
    由于尊儒政策的确定，在社会上，在民间，经学取得了迅速发展，经过六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形成了“士族”这一强宗豪族力量。……宣成时期今文经学确立全面统治地位，本质上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
    汉代经学重师法、家法，又形成“累世经学”的特殊现象。每一经师，门徒众多，代代相传，党同伐异，壁垒森严，在社会上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势力和朋党。……经学的经师或“家”的代表，往往是政府中的大官，相互援引荐举，门生故吏亦纷纷占据要津。于是上下左右，朝内朝外，盘根错节，势力更加牢不可拔。这也是经学在宣成时期能够确立统治地位的原因。[4]
    这样一种由今文经学势力垄断政治和仕途的局面，仅凭刘歆的建议，就想让古文经学插足进来，将固有的格局打破，当然是不可能的。
    东汉时期的三次争论，第一次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据《后汉书·儒林传·序》，建武初年，刘秀即已恢复了西汉的十四博士之学（注：《后汉书·儒林传·序》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后汉书·百官二》“太常”条所列十四博士同。）。尚书令韩歆又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5]（《范升传》。按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皆出此《传》）。于是“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对韩歆的建议展开讨论。刘秀亲自主持了这次讨论，并指名要今文《梁丘易》博士范升发言。于是范升竭力反对为此二种古文经立博士，“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下来以后，范升又以书面形式上奏朝廷，表达反对意见。范升提出的反对理由，除认为“《左氏》不祖孔子”，传授不明，非先帝所立等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
    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乘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己。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范升所竭力反对的是增立博士，而并不问所增立的是古文、今文。《左》、《费》是古文，不消说了，然而《京氏易》属今文，他也反对，只是前此未能阻止得了，至今心中怏怏，还要说它不当立。又其所举可能会竞相争立的经学派别，亦不限于古文，如《高氏易》就属今文。《汉书·儒林传》说高氏名相，其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而丁将军之《易》则受自田何，是《高氏》属今文《易》学无疑。又《春秋》的《驺》、《夹》二家，《汉志》“驺”作“邹”，只说“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是其为今文、古文，尚难断定。当时未立博士的经学派别，远不止上述诸家，故范升又提到“《五经》奇异，并复求立”。所谓“《五经》奇异”，无非是经说互异的各种学派，其中盖今、古文兼包之。而范升之所以反对增立博士，则是为了捍卫经学的道统，故曰“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并引孔子的话，以示“异端”之害而当攻之，而要求“反本”。其所谓“疑先帝之所疑”一语，亦暗示《京氏易》虽立而当废，因为《京氏》主要讲阴阳灾异，与《施》、《孟》、《梁丘》明显不同（注：《汉书·儒林传》曰：“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故西汉先帝于“《京氏》虽立，辄复见废”。因此他主张除现有的博士外，不论今古，一概不再增立，以绝《五经》奇异竞立之望。他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在“《左氏》不祖孔子”上，又“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而《左氏》学专家陈元对范升的反驳，也集中在说明《左氏》所传乃“孔子之正道”[5]（《陈元传》。按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皆出此《传》），于是相互辩难，书“凡十余上”。这次争论的结果，倒是古文经学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胜利：刘秀虽没有同意立《费氏易》，然“卒立《左氏》学”。当时太常为刘秀提出了四位《左氏》专家的名单，作为《左氏》博士的人选，供刘秀圈定，陈元排在第一位。刘秀却“以（陈）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但李封当时已年迈，不久即病死了，于是“《左氏》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