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今古文经学虽为两个不同的学派，它们对经书的解说不同，治经的方法与学风不同，但它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经学，在维护汉代封建统治、为封建政治服务方面，都是一致的，两者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汉代的今古文两派虽有斗争却能够长期并存、并走向融合的政治基础。
    今古文经学的融合，发生在东汉，而主要是由古文经学大师完成的。古文经学大师，多兼通今古学，号称“通人”。如“扬雄则称‘无所不见’，杜林则称‘博洽多闻’，桓谭则称‘博学多通’，贾逵则‘问事不休’，马融则‘才高博洽’，……自余班固、崔骃、张衡、蔡邕之伦，并以弘览博达，高文赡学”[7]（《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的《伪经传授表下》中还特设“通学”一栏，列举汉代古文经学家而堪称“通学”者达五十余人之多。这种博学兼通，比之大多只专守一经、罕能兼通的今文“章句”陋儒，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优势，这正是古文经学大师能促使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学术基础。
    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还与今文经学自身的腐败以及今古文之间的争议有关。今文经学的腐败，主要在它的烦琐化。这种烦琐化，一是表现在师法、家法的增多。今文经学立博士的就有十四家，而未立博士的今文学派，更是多不胜数，我们只要略翻两《汉书》之《儒林传》便可看出这一点，故而班固有“大师众至千余人”之讥[3]（《儒林传·赞》）。二是章句解说的增多，如《小夏侯尚书》学者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3]（《艺文志》“六艺”类小序颜注引桓谭《新论》）。故班固批评说：“后世经传既已乘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3]（《艺文志》“六艺”类小序）这种烦琐化的趋势，到东汉则更甚，尽管东汉统治者曾多次下令删减经说，终不能扼止这种趋势。这样烦琐化的结果，使今文经学终成无用之学。皮锡瑞说：“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所诟病而学衰。”[8]（《经学极盛时代》）经学本是为政治服务的。对统治者来说，能为政治服务即为有用，不能为政治服务，丧失其思想统治的功能，即为无用。如果一种学术，烦琐到皓首也难穷经，支离到令人莫知所从，这种学术也就走到尽头了。东汉的今文经学之所以衰落而为古文经学所战胜，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说到今文经学的腐败，人们还往往指出它的谶纬迷信化、神学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当时的时代思想氛围来说，还没有把摒除谶纬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东汉时期，不仅今文经学日益谶纬迷信化，就连古文经学，也跟着谶纬化了，不过在程度上没有今文经学那么严重罢了。
    从为政治服务的角度来说，今文经学的烦琐化，固已愈益难餍统治者所需，而今古文经学之间对经书解说的歧异和争议，亦使经学日益背离“尊儒”的初衷。因此，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自然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就只能走融合的道路。
    今文经学虽烦琐，但并非一无是处。所谓融合，就是兼采今古文经学之长，革除今文经学的烦琐之弊，重新对经书作简明扼要的阐释，而造成一种新的经说。这一任务，在当时，只能由兼通今古的古文经学家来完成。
    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努力的，当数许慎。许慎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却博通群经及今古文经学，故“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5]（《许慎传》）。许慎的著作有多种，然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要数《说文解字》，其次则为《五经异义》。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对字义的解释，虽多采古文经说，然亦兼采今文。《说文叙》曰：“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左氏》、《论语》、《孝经》皆古学也。”就其所列举之经书而言，即有《易》孟氏为今学。又《礼》，即《仪礼》，段注说，当时“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许不言谁氏者，许《礼》学无所主也。古谓之《礼》，唐以后谓之《仪礼》，不言《记》者，言《礼》以该《记》也”（注：按段注以为《仪礼》之名始于唐，不确。据文献考之，最迟在东晋初年即已有《仪礼》之名了，参见拙作《仪礼译注》之前言《仪礼简述》一：《关于〈仪礼〉书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是其所据《礼》亦为今文经学。又见于《说文》中明引今文说者，还有《公羊传》五处，分见于“噧”、“辵”、“嘂”、“覢”、“媦”诸字之注；董仲舒说二处，分见于“王”、“蝝”二字之注；《易》京房说一处，见于“贞”字注；《鲁诗》说一处，见于“鼐”字注；《尚书》欧阳氏说一处，见于“离”字注；《五行传》（段注说即伏生《洪范五行传》）二处，分见于“疴”、“沴”二字注，等等。这种兼采，正体现了融合的精神。
    更能体现融合精神的，则是他的《五经异义》。惜其书宋时已佚，清人有多种辑本，我们这里用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本。该本辑《异义》凡百条。由该本可见，许慎于有争议之每一事，皆先列举今、古文说，然后以“谨案”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看法。其中大部分肯定古文家说，反映了许慎作为古文经学家的基本立场，但也有一些是肯定今文家说的。如关于服役的年龄问题，即肯定今文《易》孟氏说和《韩诗》说，而否定《古周礼》说；论虞主所藏，则肯定今文《戴礼》及《公羊》说，而否定古文《左氏》说；论天子驾数，引今文《易》孟、京及《春秋公羊》说，又引古文《毛诗》说，而肯定今文家说，等等。可见，作为古文经学家的许慎，却并不固执其古文家说，而是以一种较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今、古文经说，是则肯定之，非则否定之，且由此亦可见许慎对传统的今古文经学皆已不满，而企图对之加以改造，故陈寿祺在其《五经异议疏证》之《自叙》中说：“叔重此书，盖亦因时而作，忧大业之陵迟，救末师之薄陋也。”
    今古文经学的改造、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郑玄在《戒子书》（附见于郑玄本传）中述其平生之志曰：“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所谓百家，即指今古文及其间所包含的林立的派系。将此林立之派系，纷纭之经说，加以改造而整齐之，一统于他所理解的“先圣之元意”，此即郑玄平生之志。郑玄之所以终身不仕，就是为实现他的这一志向。因此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5]（《郑玄传》），而遍注群经，对各经皆以经过他改造而融合今古文经说之长并参以己意之说，重新解说之。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非郑玄这样博学宏通之大儒不能胜任。经过他的这一番改造，今古文的界限不见了，家法、师法的藩篱不见了，而使经学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学者称之为“郑学”。长者出而短者黜，新学出而旧学衰。当汉末经学派系林立、官方经学烦琐可憎、学者无所适从之时，博采众家之长而又简明扼要的郑学的出现，自然使人们感到新鲜可喜，“自是学者略知所归”[5]（《郑玄传》），皆争趋而学之。于是郑学出，而两汉传统的今古文经学皆衰微了。皮锡瑞说：
    所谓郑学兴而汉学衰者，……学者苦其时家法烦琐，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故经学至郑君而一变。[8]（《经学中衰时代》）
    可见郑学盛行，而两汉经学之家法皆因罕有人传习而渐趋衰亡。皮锡瑞又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8]非虚美之辞也。清代的今文经学家，每以汉代经学家法的灭亡归罪于郑玄，这是不公平的。殊不知优胜劣汰，新生战胜腐朽，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郑玄何罪之有？两汉传统经学的灭亡，咎在其自身，而不在郑玄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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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金春峰。儒学确立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背景[M].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吴树平。陈元[A].东观汉纪校注：卷十四[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7]康有为。新学伪经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