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述而不作”溯源
    “述而不作”，源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又：“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篇》）表现出孔子对创新持极其谨慎的态度，观其一生，孔子确实也只在“述”的范围内承袭、整理、阐扬古典文化精华。“作”与“述”，有明显的区别。《礼记·乐记篇》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亦称著，意为独创，自立新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述，为沿循，《说文》：“述，循也。从辵，术声。”《礼记·中庸》：“父作之，子述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往事，思来者。”有时兼指二者，合而言之，如曹植《与杨德祖书》：“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业。”对二者的区别，清人焦循谈得较透彻：“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雕菰集》卷六）
    从思想渊源分析，“述而不作”的思想与中华学术的官方“出身”有关，是上古时期学术与官职不分的产物，拖着一条官师一体的尾巴。换言之，“述而不作”的说法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在传统的价值分类观念中，著述属于“立言”的范畴。《左传》尝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所谓“三不朽”是也。能以个人“立言”为“不朽”，明显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产生《左传》的春秋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官学散落民间，诸子异端争鸣，于是，“立言”才争得与“立德”、“立功”同等的地位。而此前的商、周时期，学在宫廷，官师一体，治教合途，无私家著述之风，自然也无个人“立言”的可能，也绝对产生不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语）这样的思想，所以春秋战国之前的典籍均无个人署名。恰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所云：“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周礼》一书，详细记载了周代诸多官职的功能及所辖范围，许多都与后代所谓“学术”有关。如周代大司徒一职，其官职所辖，就涉及后来以解释名物术语为主的小学。《周礼·地官·司徒》云：“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隰之名物。”《尔雅》中“释地”“释山”“释水”“释木”等，盖源于此。又如“占梦”这一官职，就是后世所谓阴阳家的源头：“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而“职方氏”又与后世的地理学关系密切：“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至于采集、编纂诗歌也是一种官方责任与职能：“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这种特征，在史学领域表现得尤为充分。
    二、“述而不作”与“六经皆史”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开宗明义第一篇即明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史，其初就是一种官职，其基本职能就是“不著书”，而只注重“述”，叙述或记述，洵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关于左、右史的分工，在《礼记》中恰好相反，为：“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玉藻篇》）左史、右史之外，还有内史、外史之说，其职能在于掌管文籍。《周礼·春官》记：“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制。……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史官立于柱下，相传老子曾为周代史官，后因以柱下为老子的代称。王国维则从文字学意义上解释说：“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即为掌书之官，引申为大官庶官之称。故吏、事二字，皆从史取义。而史、吏、事三字，古可互通。”查《说文》，释“史”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释“吏”字云：“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许慎《说文解字》）史，吏，一记言，一治人，二者联系密切。而史的原初职能，就是忠实记述所发生的事实，“君举必书”，宣公二年，晋臣赵盾杀害了灵公，太史董狐不畏强权，书曰：“赵盾弑其君。”并示于朝。所以孔子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元年）
    不隐，就是客观忠实记述，这几乎成为一种史家公认的原则，其另一种说法是“实录”。所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官与史，联系甚密。王国维曾辨析曰：“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间，王室报政之官，经传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墟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而《殷墟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名史也。又古之六卿，《书·甘誓》谓之六事；司徒、司马、司空，《诗·小雅》谓之三事，《左氏》成二年传，《逸周·大匡》篇谓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称事若吏，即称史者也。”（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史，与官的联系十分密切，所以《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文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
    “史”与“官”又有不解之缘，而史的基本职能又是尽量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忠实记述，所谓“书法不隐”“实录”“以诏王治”，“以逆官政”，那么，中华学术从发源之初，就必然带有鲜明的“述而不作”的精神胎记及浓厚的官方职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