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述而不作”的官方职能色彩
    官职与学术，一而二，二而一，本为一物之两用，在中华文化中，二者关联十分密切。在这种文化系统中，官师一体，政教合途，为官只要恪于职守，做好份内之事，无须创新，自成一家，当然没有私家著述存活的土壤与个人思想自由呼吸的氧气。所以著述也无需署名，属于集体创作，给后人留下许多谜语。其间的逻辑关系如章学诚所辨析的：“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校雠通义·原道》）以文字为私人著述，始于周王室衰微，治教分途，“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文史通义·原道》）。如畴人，本为天文历算之职，“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史记·历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仲尼闻知，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颖达疏：“失官，官不修其职也。传言圣人无常师。”又孔子所云“礼失而求诸野”，也是如此。
    春秋战国，百川沸腾，山岭崒崩，所谓“轼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大一统的军政局面既被打破，官方一统的学术局面自然也随着宫廷的分裂、官员的失散流落民间，形成百家争鸣、私家著述的风气。但不论其间某种学术的嬗变过程如何复杂曲折，而要溯其源流，不得不上溯到上古时期的许多官职。这也是为什么《汉书·艺文志》涉及某种学术时，往往与上古之官联系。《艺文志》的“六艺略”所涉及学派九种，无一不与官职有关。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又：“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福祸古今之道。”又：“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礼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又：“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就连古典文献目录学，也都出身于官方，所谓：“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要，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隋书·经籍志》）这种文化渊源关系和知识结构，使中华学术从根子上就具有一系列先天性的“官”学的保守型特征，如崇古、服从、务实、因袭、延循、摹仿等。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坐稳了第一把交椅之后，其势愈演愈烈。因为“官”的天职是服从，本能是忠于职守，是做好份内工作，而不能也没有必要越俎代庖，自立新说，成一家之言。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对这一文化传统和心理定式的精练总结，虽然其中不无自谦的成分。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以整理、承传、保存、讲授古代典籍和文化思想为己任，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反对自立新说。孔子本人就很好地贯彻了“述而不作”的著述原则，终其一生，他都在整理、删定、传播、讲习《诗》、《书》、《易》、《春秋》等古代文献，其思想的结晶《论语》，也不是他有意“作”之，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孔子本人治学态度严谨，不尚空言，故对创新持极其谨慎的态度，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没有古代文献的记述，对问题不敢轻易下结论，亦不能自立新说。
    四、述而不作的历史影响
    一种理论范畴一旦形成，并被普遍接受，就会形成一种心理惯性，并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从直观常识上看，“述而不作”的著述观念含有“真理”颗粒，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这种治学态度，有严谨、务实、不尚空言、基本功扎实的优点，也有守旧、保守、不思进取的缺陷，形成思想僵化，缺乏创造力的思维惯性。尤其考虑到“述而不作”的首倡者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统治中华意识形态近两千年，这种影响就更不可低估。
    自《隋志》以来，中华官方典籍，向以四部分类，所谓经、史、子、集是也。这种分类法，除去文献学便于实际操作的依据外，从其先后排序中也可看出“述”与“作”的地位。试分别析之：
    经，即经典，排在第一位。经者，天经地义，永恒不变之意，是官方意志的集中体现，所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仔细分析六经，基本都是官方意志的传达及典章制度的记述，即对所谓“先王之教”的总结与表达，属于集体整理和记录，缺乏个人独创，即“作”的痕迹，恰如班固所说：“六艺者，王教之先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汉书·儒林传序》）以《隋书·经籍志》为例，其中载录了经书凡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除了涉及小学的一百零八部之外，其他的五百一十九部基本是对《诗》、《书》、《易》、《礼》、《春秋》的繁琐注解、阐释、义疏、答问等，重复、复述、摹仿的居多，个人创建稀少。而“五经”，恰恰被后世视为文章之源泉，所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笺铭，生于《春秋》者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
    再看史，即史书，关于其功能及地位，前面提到“六经皆史”，已有分析，作为以“述”为主的一代实录，史本身就有浓郁的官方色彩，是统治者意志的组成部分，有个人创建者如司马迁，明明有“成一家之言”的动机，也要自称“述”，而非“作”，但史中无疑已经有“作”的成分，如《史记》。
    子，基本是古代学者表达个人思想言论的书籍，其中最容易出现迥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新思路、新见解，如《老子》《庄子》，但却要排行第三，地位远在“以述为本”的经、史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