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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思想历程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南京社会科学》 陆剑杰 参加讨论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它在这样漫长时期内的思想历程,论明党在思想创造方面所获得的辉煌成果,思考和总结这方面的丰富经验,研究和写作“中国共产党思想史”,这对于在今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推动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创新工程,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思想历程的分期展开
    党的思想历程是同党的实践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党的实践历程的展开及其分期,中共中央有过明确的结论。从1921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区分为党的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49年到如今,则区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注: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之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党的思想历程是同上述的实践历程相应地展开的。但是,它又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因此,它的分期,应当也可以有所不同。一个根本性的理由是:党的思想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过程。思想历程的展开,显然是同这“两次飞跃”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根本性的理由是: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规定为党所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据此,党的十四大把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随后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实践规定为“第一次革命”。“两次革命”的提法是对党80年实践历程的进一步的概括,同时,又与“两次思想飞跃”、“两大理论成果”的思想历程的概括相一致。
    按照这样的理解,本文把中国共产党80年的思想历程分成两个时期、四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第一次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史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1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在这一阶段中,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引导下,以五四运动为基础,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努力学习和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研究和把握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探索中孕育生长。由于党在思想上的成熟需要有一个过程,又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党在实践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到遵义会议之前,党甚至陷入严重的困境。第二个阶段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遵义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指导意见,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及其之后,党在思想上先后实施了四大工程:其一,认真总结前十四年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毛泽东更以深邃的眼光从哲学上从事这种总结工作,撰写了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哲学思想开始形成之标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其二,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面向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逐步形成了以指导持久战为内容的科学的军事思想,以指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内容的深刻的政治思想,以指导军民大生产和抗日战争财政经济工作为内容的新鲜的经济思想,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内容的杰出的文化思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写作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形成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体系。其三,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系统批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全面界定和论释“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随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了党史讨论,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党分清了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主要代表的党的正确思想和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的界限。其四,在1945年4月-6月,召开了党的“七大”,刘少奇作了《论党》的报告,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界定了毛泽东思想,阐明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据。这个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大会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写入党章。正确思想是来自实践的,但它一经形成并成熟,就成为实践走向全面成功的根本性保证。从1945年6月党的“七大”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十一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引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四项辉煌的胜利,实现了民族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质变。
    第二个时期是“第二次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史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第一次革命”成功了,具有全新主题的“第二次革命”的任务放在了党的面前。由于革命胜利的出乎意料的迅速到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任务思想理论准备严重不足,从而重新进入了一个探索阶段。一是对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了探索,二是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后,对如何规定党的中心任务以及如何实现这一中心任务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探索。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物极必反。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拨乱反正,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成功地推进了新的四项思想工程:其一,坚持实践标准,恢复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这条思想路线和我党“走自己的路”的传统,邓小平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命题。其二,党对建国以后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肯定了党的成就,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于1981年6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其三,在邓小平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引导下,全党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党务方面进行了探索,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发表谈话,建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其四,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性决策。“十五大”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推进了党的思想创造的工作。需要指出的是:这四项工程在逻辑程序上与1935-1945年十年中党的思想工程几乎相同,这说明:从付出代价的探索到思想的逐步成熟,从哲学先导到各学科理论研究,从思想路线的端正到政治路线的完善,从一个思想体系的创造到全党对这个思想体系的指导地位的确认,这是党的思想史上的规律性现象。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工作,是随着实践的展开而分阶段推进的。每一个阶段,又都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围绕党的任务,进行理论研究,决策探索,确立党指导该阶段实践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工作,又是按照客观的需要而多方面展开的。为此,党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党建思想。在革命和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政治思想更显突出;在建设和和平发展时期,经济思想占了中心位置,更重视文化思想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工作,有多种学科作为学理基础,广泛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现在要研究的是:贯通在各个历史阶段、各种思想领域、各门理论学科之中的总体性的主题是什么。党的思想史不能肢解为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军事思想史,而应首先把握围绕主题展开的总体的历史。在此基础上,研究思想史的各个分支。
    1.实践主题:中国共产党80年的活动,前期是革命,后期是建设,贯穿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主题是一个:这就是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扫除中国人民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推翻保护这种制度的政治统治力量,实现生产力的解放,而与此同时,又在革命根据地发展生产力,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支持长期艰苦的革命和革命战争。在建设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但为了这个目的,也要继续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实行改革和开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党的一切思想、一切政策、一切努力的落点。
    2.理论主题: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因此,党的思想创造工作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党的初创阶段,李大钊就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页。),有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经过了此后实践的考验,才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党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这本身就是思想上的决定性进步。党又认识到:这种“中国化”在内容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及其运动,总结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揭示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规律,构成相关的科学理论。形式上则是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语言,陈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关于中国革命、建设的理论。
    3.价值主题: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活动,我们过去侧重讲它的科学性、真理性,要求正确反映中国的国情,要求尊重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要求靠实事求是吃饭。从现代哲学的视角去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创造活动,还有它的人文性、价值性,要求尊重人的价值,要求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要求为人类解放和自由而奋斗。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克服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批判了“文革”中践踏人的尊严的罪恶行为,平反了冤假错案,摘除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恢复了人的尊严。党决断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历史水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地位,强调发扬人的个性,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充满了活力。与此同时,党又明确了包容个人本位的人民本位的价值观,制订了“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的价值方针,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富裕和幸福。
    4.批判主题:思想创造活动与思想批判活动总是相应地展开的,一则“立”,一则“破”,或“破”而求“立”,或“立”而图“破”。这是因为在思想领域内,真理和谬误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批判的矛头指向把马克思主义结论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又是靠经验主义的支持而得势横行的,所以,同时必须批判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但重点是批判教条主义。在当今的条件下,还必须批判对来自西方的各种学说、思想、主张搞盲目崇拜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的倾向,可能是“左”的,也可能是右的。被他们崇拜的东西如果是“左”的,他们就跟着“左”,如果是右的,他们也就摇身而变成右。邓小平后来总结说:对我党说来,“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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