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逐步发展的哲学思想的成果。党在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的过程中，首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从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方法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客观实践所展示的极其丰富多彩的辩证法，使党进而获得了更生动、更深刻的哲学思想。这样，党在不断展开的哲学工作中创造出了具有深刻时代内涵和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党的思想史中最有意义并且是长久起作用的成果。这一哲学成果集中地表现在一系列哲学理念的建立上，其中具有根本性质的是：以“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求取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新唯物主义理念。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特别深切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关键地位。毛泽东写了《实践论》，这是党的思想史上产生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借助于实践论原理，我们党才真正懂得：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总规律来开辟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从而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也才彻底清算危害中国革命的“左”倾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恰恰不懂得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来源、理论和实践必须以实践为基础才能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哲学原则。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以此为基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观察和解决改革、开放、建设问题的崭新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他历史性地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推进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创造性地强调实践的真正本质是谋得人所需要的客观效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尺度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尺度之统一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引导了伟大而艰难的探索进程；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实践的双重功能--创造功能和检验功能，要求在创造社会主义新体制的过程中，发扬“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同时要“每年”“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好路”。（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正是依靠这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党才一步一步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推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复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实践论为中心的哲学。最近发表的《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重要讲话，集中地陈述了以“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理念。如果说毛泽东强调实践的具体性，邓小平强调实践的效用性，那么，江泽民则强调实践的创新性，这是适合知识经济新时期的哲学思想。江泽民说：“要继续抓住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大胆探索、实践和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继续前进，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认识也要不断地继续下去，永远不能停滞”。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过程，“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注：《人民日报》2000年12月30日。）这些话说得既适时，又准确，值得我国哲学界和党史学界把它当作我党哲学理念的新宣示加以研究。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我们不能不同意这样的认识：“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实践论、实践精神，始终是处在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的、中心的、关键的位置上。”（注：龚育之：《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以正确处理“辩证矛盾”为核心、实现社会矛盾诸对立面之统一的实践辩证法理念。
    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实践，同样深切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关系。毛泽东写了《矛盾论》，这是同《实践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哲学著作。依赖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我们才真正懂得：实践、认识、实践的总规律也就是由处理特殊矛盾的具体实践，达到对各个具体实践中的普遍矛盾的理论认识；再以这种理论认识为指导，去认识和处理新的特殊矛盾，达到新的具体实践的成功。《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这样的统一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共同基础。而矛盾共性、个性的道理正是矛盾学说的精髓。这个“精髓论”它要求人们认识和处理具体实践中特殊矛盾的同一性和对立性的关系，从中提炼出关于对立面之统一的规律的原理，再以此为方法论，分析和解决新的又同一又对立的特殊矛盾。毛泽东纯熟地运用这样的方法对旧中国国情进行了矛盾分析，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革命路线，确立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战略，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政策；又在建国以后，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造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指明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邓小平是又一个辩证法圣手。如果说毛泽东的辩证法主要是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强调矛盾同一性的转化意义，也指明了统一战线内部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那么，邓小平的辩证法主要是建设的辩证法，强调实现对立面的统一和矛盾诸方面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这就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展现了它的全部面貌。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其中的矛盾关系，现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崭新篇章。江泽民在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所作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国理论界称之为“论十二大关系”），是以“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主题为纲，全面分析这三方面的若干矛盾的诸方面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借以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社会格局。这是一篇实践辩证法的杰作。
    需要指出的是：党在确立和运用上述哲学理念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特别是关于“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的学理，关于高扬主体能动性与尊重实践条件客观性相统一的学理，关于认识总规律的学理，关于矛盾共性个性关系是矛盾学说的“精髓”的学理，关于就一时说，矛盾同一性是绝对的，而矛盾斗争性是相对的，就永久说，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而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学理，（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关于对立面之间具有中介环节的学理，关于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主体性认识公式的学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理，关于两种生产关系的学理，（注：参见《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158、218页；《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关于人民群众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对生产关系形式具有选择性的学理，（注：参见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关于把经济范畴分成“制度性范畴”和“非制度性范畴”的学理，（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党因为有自己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体系而倍感自豪。
    3.融入中华民族灵魂的文化成果。中国共产党的80年思想历程是与中国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由剥削制度向消灭剥削的制度的伟大历史转折的实践过程匹配的，因而其思想创造的文化价值更显伟大和卓越。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按现代要求改造了这些传统，使之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人又超越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向中华民族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相结合的新文化灵魂。在前一方面，他是传承者，在后一方面，他是创造者，从而逐渐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形态。其基本内涵：
    一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的人文精神的统一。“实事求是”古已有之，经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阐释和在革命建设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已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圭臬；“天下为公”、“民贵君轻”之类的整体主义观念自来就有，经过党的继承和创造，变成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随着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人民”概念的外延日趋广泛，这一价值原则越来越具有新人文主义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不朽灵魂。令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涌现了许多具有这种新文化精神的典范，世人尊敬的周恩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同普通工人农民的亲密关系，他对知识分子的体贴关怀，他对统一战线中朋友的真诚态度，证明他具有崇高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周恩来“作为具有领袖才能的思想家，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注：参看《周恩来研究文集》，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作为总理，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民公仆。
    二是解放思想的批判态度与建设新社会的创造风格的统一。中华民族因其古老，背负着传统的重担，因循守旧，恪守中庸，成为文化中的消极力量。中国共产党与这种教条主义作了长期的斗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精神。邓小平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把这种批判精神提升到现代水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实践中进行了创造性活动，开辟了全新的救亡兴国之路，不但造就了创新精神，而且把握住了进行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的科学方法论。这种精神在新经济到来的当代，更得到了继续发扬的新基础。批判态度与创造风格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大特征。
    三是面向未来的理想主义与立足当代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懂得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进程，判明了中国解放和振兴的前进道路，从而确立了崇高的理想。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不但在革命时期鼓舞着战斗者，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不灭的熊熊火焰。同时，党又是现实主义者，深知“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228页。）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的错误时，把强调客观效果的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注入党的肌体，从而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统一的传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这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崇高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