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不是用一般学者所使用的那些方法，而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派生、分泌出理论原则，又在决策实施的实践经验中获知、深化理论学理。邓小平着力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为制订价值准则而建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他为寻找合理方案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毛泽东则更善于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中发现事物的奥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
    3.思想的创新依靠党内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思想矛盾的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具有鲜明的正确和错误、真理和谬误的区别的思想矛盾，这种矛盾的最尖锐的表现是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导致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右的或“左”的政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互相排斥、争夺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党处理这种矛盾的经验：一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来分清是非，克服错误，进而贯彻“解决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正确路线取得指导地位；二是对犯有思想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坚持原则，批评他们的错误，又要以理服人，帮助他们真正分清是非，改正错误。另一种情况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方面没有原则分歧，在面对新的实践的时候，大家都去积极探索。由于实践经验多寡的不同、理论水平高低的差别，观察问题视角的歧异，导致不同认识、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对于这种矛盾，则必须在共同走着“实践-认识-实践”认识路线的过程中，逐步统一思想；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基础上，集中成为开展实践活动的指导意见，同时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保留意见，以便在进一步的实践活动和民主生活中发扬正确思想，克服错误思想。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必须区别这两种情况。决不能对不同意见任意上纲，对持有正确意见的同志扣上政治帽子，妄加批判；也不能搞思想批判开路，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认识的问题，借以用政治压力推动工作。在处理党内思想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当年对待“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和实践是成功的。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处理党内思想矛盾更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创造了适合新情况的正确做法。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坚持原则，深刻批评；但在同时，保护了毛泽东的一切正确思想，以“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取其大者，深刻分析，总结经验，避免陷入细节而走偏方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不同意见，邓小平把握住了一切正确思想的建立依赖于实践基础，一切错误思想的克服依赖于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形成了著名的“不争论”的原则。他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他用通俗语言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来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的深刻主张。
    4.思想的创新依靠党的理论队伍的建设和思想家群体的造就。党是思想创造的主体，而为了成功地进行这样的创造，必须在三个层次上加强主体建设。第一个层次是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的加强、理论水平的提高、理论素质的增进，这使党的思想创造工程成为全党同志参与的工程。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理论学习抓得越紧，理论水平提得越高，理论素质增得越强，党的思想创造工程的主体基础就越广泛，也越牢固。党的历史上的几次理论学习热潮，包括1942年的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干部理论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都取得明验大效就是明证。第二个层次是党必须建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2页。）党的八十年思想历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出色的理论家。李达、艾思奇、胡绳、胡乔木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间，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关于股份制属性的判定，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改进，等等，都有理论家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是总结和思考人民群众实践的经验，吸收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成果，形成创新性的理论见解；又一方面是直接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中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战略抉择提供思想资源。理论家在人民群众和党的领导之间起中介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第三个层次是党在人民群众的集体奋斗之中形成在中央工作的思想家群体，造就兼具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素质的领导核心。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都是杰出的理论家、思想家，正如有的同志所介绍和评价的：“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就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成为党中央的‘理论三杰’，虽然当时没有这样的称呼，但事实上，他们被公认是党的三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石仲泉：《张闻天：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5页。）而毛泽东在他占其一生大部分时间的辉煌阶段，就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能力、中国优秀文化的积累、理论创新的智慧、洞察事物本质的识见、进行战略决策的谋略而言，都是最杰出的人物，因而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中国古往今来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他展现了解放思想的大无畏精神，罕见的政治家智慧，开创新理论、新道路、新局面的卓越才能，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同样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在他的周围，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辅佐，他们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高度的理论修养，对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有了这样三个层次的理论思想主体，就能在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中，出色地完成历史赋予的思想创新使命，谱写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