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思想历程的宝贵经验 作为一部工人阶级政党的整体性思想史,特别是作为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正在胜利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党的思想史,凝聚了如何进行党的思想创新、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何维护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思想统一的丰富经验。 1.思想的创新依靠哲学的武器。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把哲学工作放在党的思想创造活动的中心地位,致力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把握住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从而促成了党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历来的思想史,不论是中国古代、近代的思想史,抑或欧美的古代、近代的思想史,首先都是哲学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首先也是哲学思想史。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活动在后发的革命、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它又是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这就要求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自己的哲学观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学习的是它的哲学,“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党在“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陷入困境,挽救革命于危局,引导革命走向前,首先抓的是哲学。毛泽东用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党在延安时期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关键的问题是掌握哲学武器。如1939年时毛泽东所体验的:“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注:毛泽东:《致何干之》,《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后来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军事、政治、文化问题,均极其自觉地运用了他所掌握的哲学方法论,从而成为具有巨大说服力和理论魅力的著作。延安整风,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强调哲学。毛泽东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以学理的研究为基础,以解决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问题为主旨,进行了哲学的创新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陈云评价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著作,“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习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我)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注: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84-285页。)邓小平担纲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为了拨乱反正、开辟新路,同样是首先抓哲学,支持和领导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解决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思想创造中心是抓哲学创造,这是党八十年思想历程中基本经验之一。 2.思想的创新依靠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方针的贯彻。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按照“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和“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创造出正确描述客观规律的理论;进而以理论为指导,“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创造出称为“实践指导规律”的决策;再在决策的实践中,创造出革命建设的业绩,检验理论和政策之是否正确,并构成“理论-决策-实践”的新的循环。(注:参见毛泽东《论持久战》关于这种循环的论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就这样,党的思想创造工作不断得到推进,并获得辉煌的成果。在描述性理论方面,毛泽东重视世界历史和中国国情的研究,他分析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征,确立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观念;毛泽东指明了掌握国情之特别重要性,认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识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7卷,第633页。)他在全面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找到了它的道路。邓小平的思想创造工作也是首先抓世情和国情的研究。他由此建立了“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的“两大问题”的时代理论(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页。)和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牢固地奠定了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 在规范性认识方面,毛泽东在确定客观出发点的基础上着力于制订主体行动的价值准则,形成促成矛盾转化的政策和策略。对矛盾的对立状态,要使之“转化”为对立面同一的状态;对矛盾的不利于我的状态,要使之“转化”为有利于我的状态。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产生出一项又一项创造性的、洋溢着共产党人智慧和谋略之光的生动决策。对于第一种“转化”,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统一战线内部顽固派斗争所制订的“自卫原则(有理)”、“胜利原则(有利)”、“休战原则(有节)”,是一个杰出的范例,至今仍是我们党处理类似国际和国内问题的基本策略。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对立变成统一。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统一祖国的策略,同样是范例。对于第二种“转化”,毛泽东把抗日战争客观情势中敌外线我内线、敌进攻我防御、敌宜速决我宜持久的状态,作了一个转化之后,形成了“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的战略指针,是一个杰出的范例。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以“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来克服市场经济的价值负面,也是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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