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在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仅仅存在于西方，广大的东方自古以来即奉行专制主义。近几十年来，史学家们陆续在古代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等地发现民众会议、贵族或长老会议以及选举等等相似于希腊罗马城邦政治的制度或其残余或其胚芽，这一观点受到有力挑战。根据这些新发现的材料，我们是否又能够提出另外一种相对立的看法，认为在古代世界，所有国家都实行过非专制制度呢？恐怕也还不能。
    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在古代世界的确广泛存在，但材料表明，它也不是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有发现，更不是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的非专制制度（如果有可以称之为制度的东西的话）都发展到了如希腊某些城邦那样的水平。古代非专制政治绝不专属于希腊罗马人，但在各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情况是不平衡的。本文首先讨论这一点。
    另外一个争论更久更大的问题，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题目，一个由西方人首先提出而近现代东方人尤其当代中国人十分关注的题目：古代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本文略作探讨的另外一点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我们所要讨论的古代非专制政治稍稍作些界定，以免引起误解。所谓古代非专制政治，本文指曾经出现于古代文明世界中的一种政治模式，其特点是，在一个国家的重大事情上，如战争与和平问题、最高权位的继承问题，是由某种范围内的多数来作决定的。这一定义的对立概念即是专制政治，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个人专制政治。此外，我们之所以称"非专制政治"而非"非专制制度"，是由于在古代许多地区或国家中，有关的材料往往是残缺稀少的，不易都找到可以称之为"制度"的东西。称"政治"，我们可以将理解为某种要素或残余或胚芽的东西，都纳入讨论范围。具体说来，具有决定国家大事权力的民众大会和长老或贵族会议，最高首领的选举及短任期制，等等，都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非专制政治的内容。
    时间上限起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时期，以区别于以民族学材料所推演的更为原始的时代。
    一
    关于古代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的发生发展问题，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古代非专制政治的模式只在希腊罗马一些城邦中才有发现，广大的东方地区，自古以来流行着专制主义，东方人天生更具有奴性。这种看法希腊古典作家即时有表露。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
    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君主政体，比如一些蛮族中的王权（政体）。其（王之）权力皆似僭主，但是根据法律统治并且世袭。因为蛮族本性即较希腊人更具奴性，亚洲蛮族又较欧洲蛮族为甚，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的（注：此处译文又可参见廖学盛《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与古代希腊的历史》，《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第33页。廖学盛先生认为，由"δεσπóτησ"演化出来的"δεσποτικóσ"，直译应为"奴隶主的，奴隶主式的"，而"despotic"（专制的）这种意义是后来衍生出来的。）统治而无任何怨恨。（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5a16-21，洛依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1990年重印本。）
    亚洲人聪明灵巧，但缺乏斗志，因而长期屈居于人而为奴隶。（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7b25-27。）
    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西方列强的兴起，现代民主政治在欧美几个大国的确立，这种观点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东方西方划定专制非专制界线的集大成的理论。
    然而，随着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等学科的发展，近数十年来的史学研究表明，这种以东方西方划定古代专制非专制界线的理论是错误的，在广大的亚洲地区，非专制政治时有发现。
    1943年，雅各布森教授在《近东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政治》的论文，揭示了古代西亚地区也曾存在非专制政治这一事实（注：雅各布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政治》Thorkild Yacobson,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首载《近东研究杂志》Joumal of Near Eastem Studies,2（1943），后收进卡甘主编《古史问题》卷一，《古代近东与希腊》Donald Kagan,Problems in Ancient History,Volume One, The Ancient Near Eastand Greece,纽约1966年版，第6-13页。）。
    此后，研究者们陆续在苏美尔文献、阿卡德文献以及小亚细亚等地区的文献中，都发现有长老会议或民众会议等可以称之为古代非专制政治内容的一些东西。
    比如，Adad神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诸神大会的结构。这个组织显然建基于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而又体现了原始的血缘关系以及强者为王的原则和最初的等级关系。这个会议由"诸神的父亲"天神An和暴风雨之神Enlil主持，而所有的神，男神和女神，都一同参加，其中颇为值得注意的是50位大神与"7位命运之神"，他们在这个会议中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注：雅各布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民主政治》，首载《近东研究杂志》2（1943），后收进卡甘主编《古史问题》卷一，《古代近东与希腊》，第10-11页。）。
    这是神话。进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在记载有古代西亚民主政治的材料中，最有名的是一篇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这篇史诗反映的是苏美尔初史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北方的基什与南方的乌鲁克不和，基什国王阿伽派遣使者来到乌鲁克，大概向其首领吉尔伽美什提出了什么难以接受的要求。因此，后者首先会见了本城的长老们，提出拿起武器与基什战斗，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吉尔伽美什又在民众会议上重复了他的请求，终于获得支持：
    这个城市召集起来的"男人"的会议／回答吉尔伽美什说／"凡拥有斗志的人，……／不要向基什王室屈服，让我们拿起武器击败它……"
    库拉布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听了他城市"男人"的话而兴高采烈／吩咐仆人恩基都说／"好吧，为了猛烈的战斗，把（和平的）工具放置一旁／让战斗的武器回到你们身边……"（注：克莱默：《苏美尔人》S.N.Kramer,The Sumerians,芝加哥1963年版，第188页。）
    这个故事说明，军事虽然由首领或国王掌握，但战争或和平之决定权却不在他手上。这里既有长老会议，又有民众大会，并且，虽然长老会议讨论在先，最终之决定权却似乎在后者掌握之中。
    事实上，在此之后，在公元前2000年之初的亚述商业殖民地如Kanes，这两种会议依旧存在，只是权力似乎只限于法律事务，而且，长老会议开始高于民众会议，后者往往是在前者未能取得决议的情况下才召开（注：伊万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议事会》Gooffrey Evans,Ancient Mesopotamian Assemblies,见卡甘《古代近东与希腊》，第21-22、28-29页。）。
    甚至在专制政治已经确立的几个帝国时期，长老会议与民众会议这种古老的组织在市镇乡村的层面上依旧到处都有发现，不过其职权只限于一些法律事务以及本市镇乡村的琐细管理事务罢了（注：《汉谟拉比法典》，第202条；《赫梯法典》，第73条；《波哈兹科伊的楔形文文献》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oi,柏林／莱比锡，XIII,2,iii,9-17。）。
    其实，亚洲人的非专制政治在希腊人的材料中也是可以见到的。比如广为人知的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帝国在高墨达政变（公元前522年）被平定之后，大流士等7人讨论政体，其中有人就主张过民主制度（注：希罗多德：《历史》III,80-83，洛依布丛书，1982年重印本。）。如果波斯人不曾有过多多少少的民主政治经验，恐怕难以容他发此奇想的。
    二
    我们再来看印度。
    关于印度古代非专制政治，现已揭示出来的资料似乎远比西亚地区为多（注：我们主要根据M·邦卡尔德·列文的论述，参见其所著《古代印度共和国（问题与主要资料）》，载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90页。）。在史诗如《摩可婆罗多》中，在吠陀文献、佛教文献与耆那教文献中，在其他一些材料如帕尼尼的语法著作《八章书》及其注释者的著作中，还有希腊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出早期印度尤其是公元前6-前3世纪在北印度地区存在过的实行种种非专制政治的国家。
    古代印度的作家通常把国家分作两类：君主政体（ekarāja）和非君主政体（gana或sangha）。现代研究者多将后者称作共和国。
    在共和国里，一般是一种三元权力结构：首领-罗惹会议-刚那。后两者分别相似于《吉尔伽美什与阿伽》中的长老会议与民众会议。
    首领通常具有罗惹、军事首领或波拉木科哈等头衔，由刚那任命（选举），不世袭，所谓"军事首领的职务（Senāpatyam）不能采用从你们祖先继承的方法（na yusmaka m kulakramāgatam senāpatyāam），只有刚那看中的人，才能任军事首领（yo ganasybhirucitahsa senāp-atlrbhavati）"（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1-162页。）。根据《衣事》叙述离车的经验，刚那任命某人为首领时，似乎需要与会者全体一致同意方可（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2页。）。首领的权力受到限制，他只是刚那的公仆，拥有执行权，但要对刚那负责，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于联合体成员的思想和意愿（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2-163页。）。
    刚那本身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行政、司法和财政方面的职权。一切全权自由民，包括婆罗门和吠舍，都可以参加这一会议。并且这个会议是经常召开的，因为，"如果不经常聚会并且分散到各地，……大家就听不到命令，就不知道乡村和城市的边界被侵犯，也不知道强盗占据了哪个地方。"（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7页。）要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在有些地方，需要与会者一致赞成，如前面提到在离车选举首领时那样；在有些地方，如在释迦，则仅需多数赞成即可（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8页。）。
    另外一个重要的并且在有些国家中往往是更重要的会议称作罗惹会议。它由刹帝利-罗惹组成。这些刹帝利-罗惹们有一个讨论重要问题的专门大厅，叫做僧伽刚那（santhagara），佛音的注释者把它解释为：刹帝利家庭（rāja-kula）代表处理有关国家管理问题的大厅（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72页。）。参加会议者的人数在与释迦和末罗有关的史料中表明为500人（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71-173页。）。
    这两种会议所拥有的权力及其地位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均有所不同。在离车，民众会议刚那起着更大的作用，而在释迦，贵族的刹帝利-罗惹会议主导着国家政治。
    此外，在印度的共和国里，虽然所有的全权自由民，都有权参加刚那会议，但是，似乎一般只有刹帝利才能担任领导职务，而首领在刚那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70页。）。
    古代印度共和国的鼎盛时期在公元前6-前3世纪，后来它们被君主制国家战败，其中一些在大帝国覆灭之后，又曾兴起，其残余一直存在到笈多王朝后期。
    三
    现在来谈中国。
    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上古的政治自夏以来即是专制主义。但是最近10多年来，通过一些史学家的努力（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林志纯先生），揭示出来许多重要的证据，表明在中国，犹如在旧大陆的其他许多地区，非专制政治曾经程度不等地以种种形式存在过。
    夏商两代，尤其是夏，若想考量清晰在一鳞半爪的材料中若隐若现的政治面目，殊非易事。所幸多少年来，史学家们不懈地努力，在夏商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获得了不菲的成就。就非专制政治而言，至少就商代的情况来看，王的权力还是受到方国联盟、神权和族权等制约的（注：参见晁福林《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时至周代，尤其春秋时期，材料不断增多，可举为非专制政治的材料也多起来了。关于各种力量对君权的限制，可参见林志纯先生的几篇论及中国古代城邦制度的文章，以及何兹全等先生的著述（注：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日知：《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第二章，《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0页；何兹全：《西周春秋时期的国家形式》，《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一节《贵族》、第二节《国人》、第四章第二节《城邦国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4、100-106页；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概括说来，周制似乎有两种会议：国人会议与诸大夫会议，分别相当于别处所谓的民众会议和长老或贵族会议，曰"朝国人"、"朝众"、"朝诸大夫"、"聚诸大夫"之类。这两种会议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邦国大事上，如邦交、用人等等。《周礼·小司寇》所谓："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即是其中重要部分。
    如，《左传》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
    《左传》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则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绁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晋人请改盟，弗许。"
    《左传》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