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诸大夫、国人在"立君"问题上有发言权，而且有时敢将其君"出"之，"执"之，"弑"之。
    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国人敢如此做，皆因其为执戈武士，邦国存亡所依也。《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这些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卫懿公事其实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史上也有相似表演，不过在那里，主角是通过多次斗争才达到"国人"地位的平民罢了。
    国人在邦国事务中的作用许多时候都举足轻重，以至于后来孟子还教齐宣王：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注：《孟子·梁惠王下》。）
    毋庸否认，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发展的主流应该说是专制的。但也不能不承认，在这之中，也还有着不少非专制政治的回流。出君、执君、弑君之权力虽然不能充分地看出制度化的痕迹，但这种事情，当时舆论并不都以为非。著名的晋悼公与音乐家师旷关于"卫人出其君"的回答是一例（注：《左传》襄公十四年。），齐宣王与孟子关于"臣弑其君"的问答又是一例（注：《孟子·梁惠王下》。）。即使身在君位，态度明显偏于被逐被弑之君的晋悼公与齐宣王，对于这种事情，也只是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些微责备与怀疑罢了，所谓"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臣弑其君可乎？"这与专制盛行之后世，对于以下犯上之人，不论是非，君臣皆欲食肉寝皮，态度相去何啻十万里。
    只是在秦统一以后，中国上古社会的这种非专制政治，才完全被专制大潮淹没。
    从更广阔的地域范围看，在围绕中国的一些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日本诸岛、东南亚，我们也可以发现有选举或推举国王、首领的史迹。这更足以说明，非专制政治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古代文明中是广泛存在的。
    四
    说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在古代广泛存在，是否就是普遍存在，也即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中都存在呢？我以为恐怕还不能这样说。至少现存的材料表明，在埃及，尚没有什么史料证明，自进入文明以来，有过非专制政治。在赫梯，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只是微乎其微的，难以拿出来作为例证。而在中国，总起来说，一般类型的非专制政治甚至民主政治确实有过，但史料表明，政治主流似乎是专制或专制倾向的；即便是在非专制政治材料较为丰富的春秋时期，比较起来，能够说明这种政治存在的事实恐怕也只能说是少数。
    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非专制政治在古代确实广泛存在过，广大的东方并不都是一开始（即一进入文明之际）即由专制主义当政；但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也并非普遍存在，特别是并非在所有地区都有过程度相等的发展，古代非专制政治的地区发展情况是不平衡的。
    具体说来，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首先，如同我们刚刚论述过的，有些地区，如古埃及，见不到什么实行过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的证据；而在古希腊地区，绝大多数城邦都有过我们称之为非专制政治的那种经验。
    2.同是有过非专制政治经验的地区，此种政治发展的程度也大不相同。比如同在古希腊地区，诸邦发展情况便千差万别。仅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政体即分作πολιτεiα、贵族、君主及其变体六种，虽然几乎在每一种政体里，都可以多多少少找到本文称之为非专制政治的那种东西，但具体衡量公民参政权的大小以及具有参政权的公民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每一种政体都大不相同。
    谈到这里，我们以为有必要把古代非专制政治划作两个类型：古初非专制政治与古典非专制政治。下面略作论述。
    古初非专制政治是从原始社会中的氏族部落传统中直接继承与发展过来的，权力结构几乎完全建基于血缘关系之上。在这个时期，由于父系氏族制度盛行，因此表现在政治结构上，代表氏族的长老（两河流域的aba、罗马的patres）大多握有突出的权力。在政治职位的设置上，王是这一时期的显著标志，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将这样一种模式的非专制政治称之为古初君主制或古初君主制下的非专制政治。王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终身制，世袭，或者往往由某一固定家族或氏族中推举产生，权力受到习惯与制度等颇大限制。这种政治模式多与文明或文字同步出现，因而我们常常是在一个民族的史诗或最早的历史记载中找到它们依稀模糊的影子。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个人意识尚未觉醒，代表氏族部落的集体意识盛行，作为神灵代理或神人中介出现的祭司们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具体说来，吉尔伽美什时代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两河流域，公元前5、6世纪以前一段时间的印度，王政时代的雅典与罗马，夏以来春秋以前的中国，其非专制政治的一些发展情况都属于这一阶段或类型。
    有意思的是，古初非专制政治在材料中的出现是不同时的，仅就古希腊罗马以前的时代来看，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城邦，至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罗马，时间差至两三千年。但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却似乎是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出现的。如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地区，公元前5世纪的意大利，许多城邦都出现了一系列变革，其显著特点是，共和制代替了古初王制，非专制政治进一步发展。有的非专制政治得到发展的城邦，王的职位虽然还被保留，但是权力大大削减，甚或仅余名义。
    当然，这个时期非专制政治的主要基础依旧是血缘关系，但是已有所扩大，地域原则与财产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比重有所加强。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氏族部落的集体意识大削弱、个人意识大觉醒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产生它最早的思想家的时代。实际上，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几乎都出现在这个时代。在希腊，从泰利士（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85年）、阿拿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1年-前546年）、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年-前500年）、赫拉克利特（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年-前501年）、芝诺（鼎盛年约在公元前464年-前461年）和德谟克里特（公元前460-前370年），到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图（公元前429-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在印度，有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6年-前486年）、瓦尔达玛那（约公元前528年-前468年）；在罗马，思想的创造性方面虽然略逊一筹，但依然有杰出的作家如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8年-前53年），等等。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也是一个伟大思想家辈出并且为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奠定了基础的时代。老子（约公元前580年-前500年）、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孙子（具体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道家、儒家、墨家、兵家、法家、阴阳家……一个文化上独一无二的群星璀璨的时代。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中国的典籍中可以找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非专制政治的材料。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里并未出现共和代替王政的变革，反而是以王权为代表的专制政治在这个时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此问题是，这个时代中国的非专制政治，我们应当将其纳进古典类型，抑或归入古初残余一类？抑或这个时代正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兴起的一个时代，有利于古典非专制政治发展的一些条件都已具备，尤其是个人意识的兴起，激励了原已处于半休眠状态的古初非专制因素，使它们一度活跃；然而，可惜的是，同时适合于专制政治发展的条件更为充分，因此，非专制政治一度活跃之后，终于未能形成大气候，很快便为专制政治所扼制、所扼杀？
    五
    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历来受到学术界关注，多次引发大的争论。我们不打算在此对诸种学说进行评价，也不可能全面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只想简略地讨论一下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即小国寡民与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系。
    读古史，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给人突出的一个印象是，表演的场地是一个小国寡民的舞台。可以说，除了罗马共和国之外（下面即将解释），没有哪一个实行过制度化的非专制政治的国家真正超出过小邦政治的范围，建立过后世在通常意义上称之为帝国的那种往往囊括多个地区多个民族的庞大的地域国家。这一现象如此突出，以至于有着丰富非专制政治经验的希腊人往往认为，一个城邦的最佳公民数目至多不能过万人（注：比如，柏拉图给他的次级理想国设定的公民人数是5040人；亚里士多德未说具体数目，但提出了原则，认为一个理想城邦的最佳公民人数是，下限足以维持城邦自给自足的生活，上限又能保证公民相互熟悉等。分别参见柏拉图《法律篇》卷五，737E,洛依布丛书，1984年重印本；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25。）。实行过制度化非专制政治的希腊城邦，公民数目不少在数千人甚至数百人之间。大邦如雅典，至鼎盛时期，成年男性公民也不过4万人左右。吉尔伽美什时代的西亚城邦，公民一般大概也只有几千人（注：当时并无具体数字。约二百年之后，乌尔南什王朝第三王安那吐姆（Eannatum）有铭文称，杀了Umma城"3600人"。又，该王朝第五王恩铁美那（Entemena,公元前2450年左右）称，Enlil神"从3600名男子中"选中了他，授予统治权。这些数字极有可能反映了当时一个苏美尔城邦的全权公民的大致数目。参见《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卷一，1971年版，第121页。）。古代印度有关人口数字的记载，大多难以为据，但从不少材料中可以推知，诸共和国的情况，不会与希腊和西亚一般城邦的数字相去太远（注：比如，在《长阿含经》（XVI,I,4）中列举了离车刚那不可战胜和繁荣的七个条件，其中重要的是，跋祗（离车）人经常聚会，一致行动。佛音解释这份文献中与刚那开会有关的"samagga sannipat-anti"的含意为，听到鼓声后，大家聚会。参见《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66页。擂鼓召集会议，可证参加会议者居住在鼓声传布范围之内，数量有限。）。
    罗马共和国是我们见到的一个例外。它不仅男性公民数目一度达到数十万，而且，确确实实建立过一个囊括地中海世界的庞大帝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也只是一个不大的城邦；扩张之后，就一般公民而论，真正参与政治活动的，也只是居住在罗马城里的一部分人；何况真正掌握权力的是罗马元老们，他们更是公民中的极少数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罗马共和国的扩张过程中，在罗马公民数目的增加与版图的扩大过程中，城邦共和国给帝国，贵族主导下的非专制政治给个人专制政治让开了道路。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说，罗马的非专制政治仍旧是在小国寡民的舞台上表演的，罗马共和国也与腓尼基或其他一些城邦共和国一样，是在罗马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在与专制大帝国的斗争中灭亡的。
    与现代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相比，古代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的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参政者采取的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方式。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前面谈到的小国寡民那一特点。国家小，"一眼便可看尽"，公民少，大家"相互熟悉"（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5-16、40。），有事时有权者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在一起，用不着另外再花费精力选举什么民众代表或贵族代表。即便是在那些拥有公民大会的较大的城邦里，也可以让愿意参加会议的有权公民聚集在一个容纳得下的场所，而用嗓子或手势或用陶片表达的意见容易统计，仍然是古代公民可以直接参政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一般说来，在某一响器比如钟鼓发出的声音或者人声的传布范围之内，能够把绝大多数公民迅速地召集在一起，既是许多实行非专制政治城邦的实际，又是古代一些思想家划定城邦范围的标准或理由之一（注：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7。）。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前述希腊人为什么认为，一个城邦的最佳公民数目在万人之内的理论。
    在此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古代非专制政治与小国寡民之间是否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我们的回答是：确实如此。
    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一个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公民相互都熟悉的小邦里，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透明性，反对个人权力过分膨胀的公民们或武装男子们极容易以各种方式串通起来，联合起来，以压倒性的优势向僭主或国王或其他类型的独裁者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希腊许多城邦在王政之后，虽然一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但都维持不了太长时间，便为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所代替。而国家一大，如在庞大帝国那里，即便某一集团或几个集团的人们，能够将某一地区或几个地区的人民组织起来，向专制权力挑战，他们却往往要面对掌握在那个权力手中的其他更多更大的集团或地区的大得多的力量。何况，由于上古时期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非专制政治大规模组织力量的经验不成熟，公民利益的多元性，导致公民在组织力量对抗专制权力方面的软弱。因此，结果往往是，要对抗一个力量强大的专制权力，多半需要反抗者自身专制的组织权力。这也就是当民众起来反抗某个专制权力，几经较量，即使最终成功地推翻那个专制者，胜利者的首领所建立的也常常是专制政治体制的缘故。
    另外一个直接的原由是，古代非专制政治就其充分发展的形式民主政治来看，也只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而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在人类自身政治组织经验的限制下，也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至多由于制度惯性的力量，在小国寡民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城邦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将其势力暂时地、不稳固地扩张于城邦之外，如在雅典和罗马共和国。总的趋势是，在领土扩张过程中，演出非专制政治的小舞台扩大了，演员增多了，大家各演各的戏，政治于是混乱到不可收拾。但是，一个社会倘若要生存下去，总是需要稳定，需要能够维持稳定的权威的。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通讯交通传播等等手段的限制，人类自身政治组织经验与能力的不足，不可能从小国寡民的公民直接参与的非专制政治中直接衍生出适合大地域的能够稳定整个社会的间接民主政治。况且领土的扩张，舞台的扩大，演员的相互陌生，给专制者个人权力的扩张与巩固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因此，在这一政治转型时期，人类即使有能力在亚力山大时代、凯撒时代就创造出适合大地域的与近现代相似的间接民主制度，也难得有多少机会实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