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就大多数情况而论，古代文明社会直接产生于原始的氏族部落--血缘关系之中，在最初的产生公共权力的群体里，成年男子的数目都不是太多，群体所占有的地域范围相对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许多地区，我们都多多少少可以找到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最为基本的因素。
    具体说来，希腊一些城邦的非专制政治能够超越古初君主制或古初非专制政治阶段，发展成为古典非专制政治，其根本因素在于，直至古典时期，这个地区的城邦还维持着古典世界中难得的小国寡民的环境（注：当然这绝不是说，仅有这种环境，就一定能够发展出希腊某些城邦那种古典民主政治；这还需要其他种种条件。并且地理环境的过分割裂封闭，以致于不利于经常性的社会活动，虽然不利于专制政治的发展，但也未必有利于古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关于印度北部的一些共和国，上述说法应当也可以成立。
    至于罗马，我们还应当引进另外一个值得注重的因素：前面提及的制度或传统惯性。罗马的非专制政治是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不容否认，在扩张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尤其在早期，罗马的非专制政治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所发展。我以为，这就是制度惯性的力量。一个制度形成之后，它会产生一种正面的惯性力量，在一段时期，动员种种因素来维持并促进其发展，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直至遇到巨大的足以毁灭它的外部力量，或者其自身否定因素发展到足以否定这种制度本身时为止。
    在未能出现典型的古典非专制政治的一些地区，如西亚、中国，我的看法是，过早的地域扩张，打破了小国寡民的古典非专制政治可借以发展的温床，而为专制政治开辟了道路。
    在秦统一之前的中国，由于过早的扩张，当时的政治主流是由早期君主制度而发展为专制君主制度。但是，在春秋及其以前时期，又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低下，人的大规模政治组织经验及能力十分不足，旧的血缘传统力量依旧强大，各地区地理环境相对独立自足，地域并非过分广大，人口还是有限，在一些邦国里，我们依然可以见到古初非专制政治的某些存在，甚或古典非专制政治的胚芽。
    古埃及，是一个非专制政治材料极其缺乏的例子。不用说古典非专制政治的资料，即便古初非专制政治的影子，也难以看到。这个国家自有文字以来的材料、包括神话与传说，似乎都让人不得不以为，它自产生以来，即是专制主政。用以上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可以说得通。那就是，过早的地域扩张，打破了原始氏族部落非专制政治借以延续而古典非专制政治借以发生发展的小国寡民的环境，从而使非专制政治即便有过也过早地被专制政治代替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根据可信的考古材料蝎王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等的描画，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上下埃及可能已经统一成为了一个帝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开始了统一进程；而在这之前，某些地区，如上埃及，可能已经建立了地区霸国（注：刘文鹏：《希拉康坡里王国探究》，见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第151-161页；贾可诺夫、雅各布森：《"诺姆国家"、"地域国家"、"城邦"和"帝国"（国家类型问题研究）》，参见《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83页。）。这就是专制政治在埃及发展如此之早的原因，也就是埃及早期材料中极其缺乏非专制政治记载的原因。大帝国导致专制过早地出现了，以致于人们在文字或足够的文字产生以前，甚至于最终要靠文字来记载来流传的神话与传说产生以前，即已失去了小国寡民的环境，以及可能从这种环境中发生发展出来的非专制政治的记忆。
    笔者认为，古代非专制政治是一种全权公民直接参与的政治，它借以发生发展的舞台是小国寡民的环境，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因素。
    六
    显然，讨论到了这一步，问题依旧没有完全解决。一定会有人提出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有些小邦迅速成为帝国因而实行专制政治，有些又能够维持小国寡民环境从而使非专制政治尤其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得以发展的呢？
    这或许是一个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历史事实。关于非专制和专制的政治在旧大陆几大文明地区发展的情况，各种记载允许我们列出下面的一个大致的序列来：
    埃及--中国（两河）--意大利--希腊
    从左到右，位置越靠左的地区非专制政治愈为少见，专制政治愈为早见（注：这里所谓"早"，指各个地区文明自身纵向比较而言，而非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愈为多见。当然，这个序列之外的地区或国家可以在上述排列中找到自己的代表，如小亚细亚的赫梯，可以排在中国边上或稍左，印度北部山区的有些小邦又可以排列在意大利左右，等等。
    有趣的是，在这个序列中，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政治状态与地理环境差异之间的一种关系。原始或古初非专制政治迅速消亡或根本见不到，专制政治过早建立的地区，主要是一些比较富庶，地理障碍较少，文明起源较早的地区。这里农耕兴起早，发展快，人口因而增长较为迅速，增加的人口又为战争增添了动力；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往往是一马平川，十分有利于一些小邦迅速扩张成为帝国。
    当然，在这些大河流域之间，还是可以寻见一些明显的差异的。比如，在黄河流域，在两河地区，支流或运河众多，许多地方都可以提供相对自给自足独立的单元。因而，在文明发展的早期，虽然地理障碍较少有利于"帝国"的建立，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类自身政治控制能力尚十分低下，加上往往"共主""控制"的范围又过分广大，所以，那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单元又使一些小邦得以维持一段相对独立的小国寡民的环境，从而使氏族部落传统中的非专制政治得到某种程度的留存或发展。然而在埃及，情况就有所不同。这里只有一条尼罗河，从南贯穿到北，流域以外当时都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尤其在上埃及，适合生存的空间整个夹挤在尼罗河与大沙漠之间。因此，富庶的尼罗河过早地产生了过多的人口，而他们又别无去处，只好过早地武装起来，相互残杀，先是把上埃及，然后是把整个埃及，奉献给一个唯一的主人（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82-83页。关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地理环境的差异对这两个地区政治发展的影响，我们这里基本上采纳了他们的观点。）。
    还有一种模式，可以说是居住在高原地区的或文明地区边缘的部落或民族的"边缘模式"。那些地方多半比较贫瘠，而在战略位置上又常常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一旦生产力发展起来，人口增加到一定数量，一有机会，他们往往利用刚刚从部落统一战争中获得的政治组织经验，迅速向邻近地区尤其富庶地区扩张，并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击破基于氏族部落血缘关系基础的旧的非专制权力结构或残余，利用扩张过程中积累扩充起来的力量，大大地扩张原本受到许多限制的原始或古初王权，在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专制王权。中国古代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情况属于这一模式。马其顿的王权发展史也与之相似。
    希腊一些城邦的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得以发展为古代最为充分的形式，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希腊地区如要统一成为一个帝国，显然要求比前述大河流域高得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自身的政治组织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其它许多地区在铜石时代小邦已经扩张成为帝国了，而在此地，直至铁器时代，直至个人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历史仍旧让这里的小邦们维持着自己小国寡民的舞台，而演出一幕幕古代非专制政治最为精彩的戏剧来。当然，公元前2000年代末1000年代初多立斯人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个地区的历史传统，政治发展在许多方面几乎从头开始，也有助于小国寡民环境这个时代在希腊的维持。
    罗马也处在地中海的一个半岛上。那里以山地与山前丘陵为主，水系稠密，内部联系较希腊半岛为便，但比起前述大河流域来，地理环境仍旧足够让意大利诸邦在铁器时代仍旧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小国寡民的地位。
    印度北部的共和国远离海洋，不处在岛上或半岛之上，但其环境相对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当时人们的政治组织经验和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封闭的，足以让它们维持足够时段的小国寡民的舞台，来维持或促进非专制政治的发展。
    当然，这里不是说地理环境完全决定政治的发展，影响古代政治发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到任何一个邦国或地区，都有许许多多具体的各不相同的条件或环境。传统，一个国家及社会的内部结构，外部人文环境，某些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尤其是一个国家开始走上扩张之时的权力结构等等，无不起着巨大的作用。读者一定可以找出不少的例子，从各方面来反驳我的立论。但是，从古代（包括原始社会末期）世界大的范围看，从古代政治发展总的实践与趋势看，我认为，说小国寡民是非专制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发生发展的唯一舞台（注：虽然并非小国寡民环境中表演的一定就是非专制政治这一出戏，但是非专制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必定是在小国寡民舞台上表演的，或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环境中暂时地表演的。），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人类自身的政治控制与协调能力的条件下，地理环境帮助维持或打破早期邦国的小国寡民环境，从而帮助维持或发展或瓦解非专制政治，成为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为根本的因素，这一点是可以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