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为何？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的特征--"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是探讨这一问题的突破口。法中关系和当时直接进行"商业交往"的英中关系大相径庭。英、法选择了不同的契机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系的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政治体系的运动除了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政治交往，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各民族地区间进步人士的交往外，还包括欧洲基督教、天主教教士的传教活动。法国政府正是利用传教士的活动扩张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巩固国内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拿破仑三世充分利用国家政权干预经济，促使法国工业革命顺利完成，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帝国政府力改软弱无力的外交政策，积极活跃于国际争霸和殖民侵略的舞台。到1870年，法国已拥有殖民地面积达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50万， 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亚洲的中国也未能逃脱被法国侵略的厄运。1857年，法国以所谓的"宗教纠纷"--"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合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
    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主要表现为法国对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执著"追求，这决定了法国政府始终围绕传教利益的扩大，以加强对华的侵略势力。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的主要特征--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由拉萼尼使团访华、耶稣会士活动、政府的支持、军界参与传教、租界状况等方面表现出来。
    鸦片战争以前，法中关系十分疏淡。1840年鸦片战争后，法国政府开始注意中国。1841年曾派真盛意来华调查，企图乘机渔利。当法国政府看到英国侵华取得了巨大"收获"后，遂指派拉萼尼为专使，来华索要殖民特权。苏尔特政府指令拉萼尼："为法国的航运和贸易获得与英国相同的利益。……只有通过法国和中华帝国之间签订一个通商和航运的友好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接受我们的制约，如同它受到英国的制约那样。"（注：CH.麦朋，J.佛兰德，《上海法租界史》，巴黎 1929年版，7-8页。）《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使法国达到了这一目的。
    但拉萼尼更进一步地向基佐外长呈报："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英国人和美国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事情做。然而，从精神和文化方面来看，我认为该轮到法国和法国政府运筹决策和采取行动了。"（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316页。）即在政府命令之外，拉萼尼对天主教"弛禁"问题作出了贡献。与耆英交涉历经三个回合后，1846年春，道光帝终于颁布上谕："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有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所有康熙年间各省建立之天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而各省地方官，接谕旨后，如将实在学习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假托天主教之名，籍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具照定例办理，仍照规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64年版，2964页。）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清政府的同意，"弛禁"政策被打开了缺口。法国官方和舆论界公然赞赏拉萼尼取得的这一成果。在基佐看来，这一成果"不但会为你（拉萼尼）的使命增添光彩，而且也能为国王的统治及政府争得荣誉，教徒也将把这一切看作是法国的最光荣传统"（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449页。）。 1846年7月，拉萼尼被封为贵族。
    耶稣会士重来中国传教的经过也说明法国官方人士对传教事业的重视。1841-1844年间，先后有三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均受到王后玛丽·阿梅利的支持。其中的一位传教士南格禄神父激动地说："她（指王后）显得与其说是我们的保护神，还不如说是我们的母亲。"（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上海1914年版，43页。）1853年6月2日，翁毅阁神父（1851年4月-1854年8月任中国江南教区会长）回欧洲时，在法国作短暂停留期间，不仅介绍了中国江南教区的情况，并且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接见。
    法国外交部和殖民官员也为传教士提供方便。从1833年起，法国外交部一直通过驻华外交官亲善地为神父们提供与西方通讯的便利。当拉萼尼使团刚到澳门，立即回答了罗伯济主教（驻澳门的一位法国耶稣会主教）的要求，表示将不辱使命，为传教事业斡旋。1849年11月10日，敏体尼（驻上海领事馆领事）致函法国驻华公使陆英伯爵："全力保护天主教是我们执行的一项好政策，……我们已获得了很大影响。他们（天主教徒）将是我们商业的第一批主顾。"数月后，敏体尼又报告道："公使先生，我对你重申，这些传教士是我们将来在这里取得重要地位和成就的工具。……我们的传教士必将为法国作出重要贡献。"（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上海1914年版，168-169页。）
    法国军界也为传教事业尽责。1853年12月底，驻上海法租界的护卫舰"贾西义号"启航返法，舰长德柏拉在给母亲的信中记载了当时的心境。他说："我离开了中国，好似一个还没完成任务的人，当我正对工作开始感兴趣时，被人剥夺了工作。……军舰虽不直接参加传教工作，但也能作出不少有益的事，给传教士帮些小忙。"史式徽（1866-1937年，法籍耶稣会士，文学博士，教会史教授）评介道："小忙拯救了上海的天主教事业（指面对太平天国的压力），……奠定并实行了法国对教友们的保教权。"（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上海1914年版，280页。）
    由此，上至王后、皇帝、外交部，下至领事、将领纷纷支持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中国天主教教友人数从1800年的20万达到了1850年的32万。（注：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圣教杂志社民国27年版，283页。）
    与此同时，法国对华贸易却遭冷落。1844年，在广州进出口的法国船只仅四艘，位于英、美、荷、比之后。上海法租界繁荣和发达程度与英租界相距甚远。1856年，上海法租界商人11人左右（法国人仅7-8人），英租界内，1844年就有50人，1850年增为1750人（注：张群《上海租界略史》，上海1931年版，29页。）。1851年8月14日， 上海各租界颁布第一个关于码头治安和海关税则的条例，道台和各国领事除敏体尼外均在条例上签了字。其中一项规定道：船只只能停靠在英租界前的河面。这意味着剥夺了法租界拥有接纳船只停靠的权利。可见在各租界中法国地位微薄。
    法国官方殖民代表陆英、布尔布隆等均不注重贸易事务。陆英认为，一个领事不应参加商业交易，"我很佩服你的胆量（指敏体尼积极为贸易出力的行为），但不能同意这种行为"（注：CH.麦朋，J. 佛兰德，《上海法租界史》，巴黎1929年版，41页。）。外交部尽管对敏体尼表示赞扬，但其有关贸易的报告却留在外交部的文件里无人查看。1853年3月3日，法国新公使布尔布隆从澳门写信给敏体尼，阐明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的理由。他说："为了让您了解情况，我还是要告诉您，美国公使直到他离开为止曾再三向我保证，他打算严守中立。如英国确实要干涉的话，我看也纯粹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在中国没有这类的利益。因此，中立政策对我们来说……显得重要。"（注：CH.麦朋，J.佛兰德，《上海法租界史》，巴黎1929年版，47页。） 法国所谓"中立"仅为外交的一种幌子，它曾积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这却是法国忽视商业贸易的一种明证。
    显而易见，法国在19世纪上半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重心在于通过天主教进行殖民扩张，而非依靠贸易进行殖民侵略。
    二
    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主要以传教"事业"为主线索，法国为何受此利益驱动，并借口宗教纠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呢？
    第一，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伸。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均利用天主教巩固国内统治，维护私有制，并将其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废除了天主教会所有经济特权，包括征收什一税和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收归国家，并将其拍卖，教会的地产落入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取得了硕果。教士从革命前的第一等级降为只领取国家薪金的教士，教会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成为完全从属于国家的组织。从此，教会往往成为某一政府为获得精神支柱、巩固政权而被利用的工具。179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波拿巴认为光靠暴力统治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宗教的力量，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他着手进行教会改革，颁布法令：准许开放在大革命期间关闭的教堂，恢复礼拜日，他本人也常去做弥撒，以表示对教会的友好。为争取罗马教廷的支持，1801年7月，波拿巴力排干扰， 与罗马教皇签订了《教务协议》。协议规定：①天主教承认大革命原则，不再要求革命中已没收的教产和恢复教会的特权；②"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而不是国教；③天主教必须完全服从国家，为国家服务，主教任职前必须宣誓效忠第一执政；④主教由第一执政任命，教皇授权，教士薪水由国家提供，教皇宣布不再以任何方式干扰教会财产的购置者（注：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2页。）。与此同时，波拿巴还宣布新教、犹太教与天主教具有平等地位，教士不再宣誓效忠宪法。波拿巴的宗教政策深得人心，消除了国内的宗教纠纷，彻底粉碎了反革命叛乱分子利用天主教，煽动广大教徒与政府斗争的阴谋，在国内迎来了和平、团结和统一，在国际上则缓和了天主教国家的敌对情绪，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另一方面，《拿破仑法典》确立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使小农在大革命中获得的小块土地有了法律保障。加上新政权发展农业，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小农的处境大为改观，加上宗教感情又得到保护，于是小农站到了波拿巴一边，在保卫法兰西民族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农民成了军队的主力。"农民是政权的强大支柱"在拿破仑三世那儿得以继承和发扬。
    对外政策方面，波拿巴力主扩大传教事业。1802年，他曾几次致函巴黎总主教和教皇，陈述其看法，希望法国传教士既对传教事业有利，又对国家有利，并希望在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重新活跃起来，消除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主导作用（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5页。）。拿皮仑一世于1806 年发布一道政令：派3名传教士到中国，并发给他们25000法郎旅费（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7页。）。
    拿破仑三世仿效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做法，甚至更为激进，以期获得教会及其影响下的农民的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是第二共和国总统时，首先借助教育改革，实施拉拢教会的政策，他令部长法卢于1849年1月组建初级和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草拟有关法令。 该法令规定建立一个可由神职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公共教育委员会；神职人员可担任学校教师；承认宗教修会有开办私立学校的权利；"传教许可证"相当于小学教师执教许可证（注：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90页。）。维克多·雨果曾对此表示异议："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主张宗教、政府拥有控制教育的特权。"（注：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91页。）但是，国民议会中教权派首脑蒙塔朗贝尔等人的主张占了上风，认为"对于基督教的人民除了用刺刀外，还可用其他方法去恫吓他们。凡是遵守上帝法律的地方，上帝本人就在执行着警察的职务"。另外，"为了使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养成尊敬私有财产的习惯"，唯一的手段，就是"迫使他们信仰上帝，……信仰那个诅咒不信者永世为贼的上帝"（注：拉夫列茨基《梵蒂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版，106页。）。法国政府的目的不言自明。
    拿破仑三世还给予教会一系列政治、经济"优待"。红衣主教成为参议院议员，宗教界人士竟然可以参政。教士享有结社、报刊出版权，并有优厚物质待遇。宗教预算递增，1852年为3950万法郎，1859年增为4600万法郎。教育经费同期则从2300万减至2100万法郎。1852-1860年，教会所得捐赠是半个世纪总和的62%（注：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34页。）。教会学校从1850年的127所增加到1863年的3038所（注：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26页。）。
    对罗马教廷甚为"关怀"是拿破仑三世的重要"工作"。1849年，他出兵占领罗马，帮助恢复了教皇政权，后将一个师的法军留驻当地，保护教廷，直到1870才撤走。1854-1856年，法国参加的克里米亚战争，其借口为"保卫圣地"，高举所谓"圣战"的旗帜，结果夺回了欧陆霸权。"十八年里，耶稣会成了法国的真正主人。他们增设了机构，发了财，扩大了影响"。因此，他们称赞"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维护了宗教，以此重现昔日十字军东征的美好时光。克里米亚战争被看作是罗马远征的一个补充，受到全体神职人员的庆贺"（注：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93页。）。
    法国波拿巴家族执掌的政府均热衷于将国内的天主教政策"输出"到被侵略的国家或地区，其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波拿巴曾如此向罗马主教表白："我希望能给中国传教事业增加新的生力。……这与一般宗教利益无关，而是为了使中国的传教事业摆脱英国人的手掌，因为他们已着手这项事业了。"（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版，232页。）对拉萼尼有人评介道："他半公开地干预了传教事务，与其说是拉萼尼的宗教计划，不如说是他的政治计划。"（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334页。）拿破仑三世支持天主教会取得保教权， 同样"不是由于对宗教的热诚，而是出于体面和权力的欲望"（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234 页。）。
    第二，为了争夺远东控教权，法国天主教会和政府力求扩大天主教在华的传教势力，以收政治、外交、经济之利。由欧洲某个强国担任保护远东天主教会的做法是教皇尼古拉五世开端，亚历山大六世确认的。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葡萄牙是在远东新发现地区享有天主教会保护权的唯一国家。葡萄牙丧失海外霸权，国势日衰，后起的英、美、法、德四国中，只有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加之法国对外贸易比较薄弱，因此就以大量派遣传教士的做法弥补不足。法国的情况正合教皇口味，教皇逐渐倾向法国。1838年，教皇格列高列十六以葡萄牙不能履行义务为由，取消其保护权。但里斯本对罗马这一决定提出了抗议。因为当时的东印度群岛宗主教德西瓦托莱自己兼任北京、南京、澳门三个葡萄牙教区的主教。所以，葡萄牙方面拒不接受1838年的诏书。法国一心想夺取这个位置。1851年，汇聚在上海的众多高级教士曾向法国外交部发出一份呼吁书："部长先生，我们对这个国家是比较了解的。……只要法国允许她的代表（指传教士）以法国的名义讲话，并且是果断地和高声地讲话，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15页。）很明显，他们认为： "在北京能代替法国的均为传教士。"（注：H.高第《远东历史地理文集》，巴黎1914年版，194页。）保护和帮助天主教徒的只能是法国，正因为此"我们的教会开始重新昂起了长时期在暴虐下低垂的头，地方官也不再向他们征信仰税了"（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28页。）。事实上，《中法黄埔条约》后， 罗马教廷就明显倒向法国。1846年4月， 教廷命令在内蒙西湾子传教的法国教士孟振生去接管葡萄牙派任的赵主教所管的北京主教区，法国取得了远东控教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