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成为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护者只是在罗马教廷面前有效，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承认。1846年2月8日，清政府虽然颁布"上谕"准予国内天主教"免禁"和各省原建的天主堂由地方查明发还原主，但并没有请法兰西予以保护，而且在内地一律不准传教。以上这些，尤其是最后一条，使法国并未取得事实上的保教权。他们需要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全方位向传教事业开放。
    第三，中国民众群起反抗传教士的强盗行径，使"给还旧址"的交涉持续了一二十年之久。其间，法国传教士制造了种种事端，他们在各地恣意讹诈，无视中国主权，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如咸丰元年四月，两江总督曾以松江府华亭县仓廒并非五口通商地区，系属内地为由，拒绝了法国领事敏体尼的索还。6月，法国却出动兵船一只停泊黄浦江， "其意在借兵要挟，开口便要给还松江府城内天主堂地基，如该道不允，即赴省见"（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本，160页。）。1851年12月，法国传教士顾铎德派驻定海城传教的天主教方安之，诱迫教民"屡将乡间各庄寺庙庵院献入教堂，踞占把持，各庄士民因屡被欺扰，群怀不平"，乃聚集村民，"逐出教徒，收回被占寺院"（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本，178-179页。）。在直隶一省，他们任意提出所谓旧址72处，强硬要求归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不提具体地址，只指示15个县府的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归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在旧址居住的大批居民，强占房屋和地产。山西绛州，传教士缺乏任何证据，即强令"归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然闯入总理衙门宣称："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9页。）地方当局屈服于压力，传教士便占领了占地43亩的校址。据清政府文献载："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有无窒碍，强令给还。甚至绅民有高华巨室，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给还。且于体制有关之地及会馆、公所、庵堂，为阖神绅民所最尊敬者，皆任情索要，抵作教堂。光各省房屋，即寓当年教堂，而多历年所，或被教民卖出，民间辗转互卖，已历多人，其从重修理之项，所费不资，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让还"。而且，"因房屋有倾倒，反索修理之费。各种举动，百姓均怒目相视，俨若仇敌"（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108页。）。1860年以前，大多数民教纠纷往往都是因为传教士强占土地，索还旧址等事引起的。传教士仗势欺人，不能不激起民众的义愤和反抗。正如法国舰队水师总兵库旺·德斯布瓦所说："中国的地主官太好说话了，……要求他们让出如此竞技场、玛大肋纳教堂之类的建筑和寺院，叫他们心甘情愿地把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区让给传教士。这是不合情理的。"（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595页。）
    第四，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实说明，法国殖民政府通过教会在中国掠夺地产地租，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
    法中关系在19世纪上半叶主要表现为"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但正如前述，法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借传教收政治、经济之利。这在基佐给拉萼尼的使华训令中，《中法黄埔条约》的内容里，以及许多史实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而法国与英美相比，其对华贸易极其薄弱。请看下表：
    1871-1911年进口贸易价值中各国所占比重（各国各期总计为100）
    年份
    教别国别1871-1873 1881-1883 1891-1893 1901-1803 1909-1911
    天主教法国 ----0.6
    基督教英国34.723.820.415.916.5
    美国 0.5 3.7 4.5 8.5 7.1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65页）
    以上情况正好与法国国情一致。19世纪中叶后，法国工业生产落后于英美的状况愈益明显。第二帝国时期，工业生产尚居世界第二位，第三共和国时期降为第四位，农业生产降到第九位或第十位（注：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三联书店1991年版，452-456页。）。法国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为时装、化妆品和葡萄酒之类，不大合中国的礼俗。因此，法国自拉萼尼使团来华后，均注重传教势力的扩大，企图借助教会将法国国内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结构模式"移植"到中国，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并与英美匹敌。
    近代中国的大地产，除官僚军阀的外，就是天主教会的。英美也借掠夺地产，侵犯中国主权，但数量远不及天主教会，并且很少有用于租佃剥削的记载，主要是建堂造屋，甲午战后还用来建工厂。不法传教士到底在中国占了多少地产，从局部史料看，可以有个眉目，但从全国范围来说，永远是个谜。但是"侵民利，发民财者，大多数皆是天主教徒"，他们"广置田宅，经营藩息，川至云贵，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租屋，概凭大道生财"（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375页。）。1899年， 天主教会在河北献县占地2184亩（注：《天主堂在献县等地的田产》，《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19世纪末年在江南占地约200万亩（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至于教会的租佃剥削，光绪年间，河北献县一份向教堂交租的清单就很可以说明问题。清单上载："范顺祥种堂地十亩，打黑豆二石八斗，均分一石四斗，打红高梁四斗，均分二斗，……柴禾二吊，出册钱粮去一吊。"（注：《天主堂在献县等地的田产》，《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 这仅是半分成租，并不包括其它苛捐杂税。教会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也十分惊人。农民辛勤终岁，往往不足赡其家，教堂就发放高利贷，利率高达二到三分（注：《天主堂在献县等地的田产》，《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 ）。不按期偿还，就服劳役或以土地抵押。天主教会还拥有武器，私设公堂，大搞教民村。绥西河套地区的各个天主教区，"筑墙自卫，俨然城堞"（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辑， 第41页。）。陕北靖边县成川、宁条梁地区教民村落"每处男女百数十名不等，皆以垦地为业，牛犁种子多自洋人发给，秋后按粮品分"（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版，360页。）。这类教民实际上成为传教士的农奴。另外，天主教会利用霸占土地，建造房屋，进行房产租赁，以此谋利。镇江于1861年开埠，资格最老的天主教堂取得的房产最多，集中在天主堂街，都用来出租牟利。租户们因买卖清淡，要求教堂减低租赁费，聚集请愿并准备罢市者即达二三百人之多（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361页。）。可见， 教会拥有房产之多，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他们收取高额租费，却又拒纳赋税。如四川"彭县白鹿场之天主堂及其修院，占农田一万亩以上，除房屋面积，有九千余亩，岁收租谷，不纳田赋"（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374页。）。
    再明显不过了，法国政府重视传教事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其侵略的国家或地区扩张政治、经济利益，中国反洋教斗争多半与天主教会的罪行有关，农村教案大多由天主教会的封建的超经济剥削引发的。难怪咸丰朝就有人说：法国"不以买卖为事，专在中国传教"（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本，128页。）。正因为此， 法国政府才充分利用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活动，竭力保护传教士在华的利益，急迫地要解决传教士进入内地的问题。而中国官府的禁令和中国民情的不容，成为其达到目的的巨大障碍。怎么办？"只有政治因素和恐惧感才能使中国人作出表示，只有在枪口的威胁下，他们才肯让步"。"只要出动四到五艘军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迫使中国人接受我们的要求"（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55页。 ）。法国遣使会主教安若望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备忘录道出了法国方面的计划，事实也正是如此。与清政府"和谈"未成，第二帝国的代表布尔布隆等与英国侵略者互相勾结，终以一年半前发生的"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拿破仑三世郑重地宣布："打到中国去，为传教士讨还血债。"（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658页。）全权特使葛罗被派往中国，他率领法国远征队与英国共同行动，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局尽人皆知。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规定：信教自由，"凡中国人原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距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1860年，《北京条约》不但给予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自由，且第六款规定："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土，建造自便。"（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64年版，1027页。）该文未曾载入法文本。英法等国以条约的形式实现了他们的殖民主义企图，法国正因为上述条约而拥有了事实上保教权。葡萄牙于1857年被迫宣布放弃澳门以外的护教权。众所周知，侵略国家还获得了其他政治经济权利。
    1858年，法国又借口保护天主教出兵越南，1863年占领南圻，并向北圻进发。1873年10月6日， 法国南圻殖民者头子杜白蕾写信告诉顺化苏伊尔神父："我们的目的是使越南政府和人民信奉天主教的文明，协助南国重新整顿财政和海、陆军的工作，最后平定那很久以来住有盗匪和叛乱分子的地方北圻。"（注：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76页。）安邺率兵进入红河三角洲时，写信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主教，你是爱法国的，你对东京人事、地形比任何人都熟悉，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们一下，使我们征服越南的成果能够巩固下来，希望你为我们找到一些忠于我们国家的越南人，在我们统治下管理越南。"（注：《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268页。）战争的结果， 法国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变越南为保护国。当然，"传播法兰西文化"仅仅是借口，真实目的是"因为它（指北圻）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它，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注：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71页。）。法国侵略越南，甚至中法战争的爆发与宗教因素都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法国与英国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为宗教因素而非经济因素。但法国侵略的最终目的仍在于经济政治利益。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经济性质的战争，它的发生为英法和中国两种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的产物。从此，中国被动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