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记载都反映了《齐志》语言上通俗的特点。
    《齐志》的叙事也是生动的，其中有一些精彩的历史文学片断，对此《史通》有这样一段话：
    王劭国史，至于论战争，述纷扰，贾其余勇，弥见所长。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二王杀杨、燕以废乾明，虽左氏载季氏逐昭公，秦伯纳重耳，栾盈起于曲沃，楚灵败于乾溪殆可连类也。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山，周武自晋阳而平邺，虽左氏书城濮之役，鄢陵之战，齐败于鞍，吴师入郢，亦不是过也。[2]（P69）
    王劭对这些历史场面的描述没有流传下来，但刘知几用以比较的《左传》却全本具在。检读其中与《齐志》相类似的描述，我们可以部分想见王劭生动的叙事，而对今本《北齐书》的相应记载则不能不表示遗憾了。比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禅”一节，在今本《北齐书》中就看不出“逼”的意思，也感受不到“逼”的气氛，双方倒像是心平气和地就完成了政权的交接。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除此之外，《史通》别有一条极其宝贵的材料，透过这段陈述，我们对《齐志》的叙事艺术会有更真切的了解和体会：
    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2]（P69）今本《北齐书·神武上》依然保留了这一描述：
    高季式以七骑追奔，度野马岗，与兆遇。高昂望之不见，哭曰：“丧吾弟矣！”夜久，季式还，血满袖。[3]（P8）
    “血满袖”三字真可谓传神之笔，这种静态的描述给了读史者以广阔的想象空间，暗示了此前与敌厮杀的激烈和作战的艰难。王劭的善叙事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刘知几对此也是很叹赏的，他以《左传》作参照，认为王劭在学习和继承《左传》的叙事手法方面是成功的，“所谓貌异而心同也”[2]（P69）。
    以上说了《齐志》语言的通俗和叙事的生动，在这些表面的特征之下，是否可以看出其中深一层的见识呢？以上述的事实为基础，结合《史通》相应的论断，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对《齐志》记方言世语，刘知几认为：“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劭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与近事矣。”[2]（P142-143）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北齐一代的方言世语是由王劭《齐志》最早记录下来的；第二，这种记载有利于后学释疑解惑和增广见闻；第三，只有《齐志》的记载才能使后人确切地知悉北齐一代的史事，这一点正是《齐志》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所在，也是体现王劭见识的地方。《齐志》记风俗谣谚也有类似的意义。对记胡俗，刘知几认为可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2]（P54）。对载谣谚，刘知几认为这类话“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2]（P55）
    尤其当论及《齐志》叙事的时候，刘知几更从“似史”和“真史”的理论高度对之作了概括：“夫史才文浅而易模，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2]（P69）在刘知几看来，《齐志》无疑是一部“真史”，是“真史”而非“似史”的关键在于王劭明于“鉴识”，否则后人是无法通过《齐志》的记载明了北齐史事的。今本《北齐书》就难尽人意，即使其中较多揭露性的记载，也还是同吸收了《齐志》有关。（注：参见《〈北齐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页。）就此看来，刘知几的意见是比较近于客观事实的。
    综合前述的事实和刘知几基于事实的论断，我们能够看到，《齐志》不仅在反映形式上有通俗而生动的特点，而且在史学见识上还有其如实求真的一面。这种如实求真的精神从王劭的《读书记》中也可以窥见。
    二、《读书记》的历史考证
    《读书记》，《隋书·王劭传》和《北史·王慧龙传》注录为三十卷，《两唐志》注录于子部儒家类，三十二卷，《隋志》则不载是书。本传说王劭“爰自志学，暨乎暮齿，笃好经史，遗落世事”[1]（P1610），《读书记》就是在这种极其专注的精神状态中完成的。出现这样一部史考专著，是西汉以来逐渐形成的注重考证的史学方法在隋代有所发展的一个反映。该书今日不传，仅于《史记索隐》等书中存有数十条佚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劭在历史考证方面的一些情况。（注：《读书记》的辑佚工作，始自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清光绪九年嫏缳馆刻本），马氏辑《读书记》佚文一卷，除两条录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外，其余均录自《史记索隐》。近人程金造编《〈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1998年），收《读书记》佚文34条，合以马氏所辑，《读书记》佚文目前可以见到的凡36条。）
    先谈王劭历史考证比较突出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对《竹书纪年》的重视和利用。《竹书纪年》是战国魏史官记录和撰写的编年史，自晋武帝太康二年（281）由汲郡（今河南省汲县西南）出土以后，到南北宋年间散亡以前，一直是学者们考订战国史事的第一手文献。王劭在治学过程中也屡屡参考了《竹书纪年》。就现存《读书记》的三十六条佚文看，王劭利用《竹书纪年》的地方多达七处，这些引用主要集中于考订史事和世系。对照《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一书，这七处有五处沿用或补充王劭所考，仅有一条考错，剩下一条虽然对王劭提出异议但缺乏充分的证据。（注：[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分见该书（上）第181页、第910页、第959页，（下）第1132页、第1301页、第1316页、第1408页。）由此可以看出，王劭的治学态度是比较严谨而求实的。其二是能利用出土的器物订正文字。隋开皇二年（582年）京师长安掘出了秦始皇时期的铁秤权，王劭就利用秤权上的铭文，考实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隗林”当作“隗状”（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此处失误，当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为准，见该书（上）第164页。）。铁秤权出土这件事，颜之推于《颜氏家训·书证》中有详尽的记载，颜之推是与王劭同时同朝为官的校勘名家，《书证》是有关考证的专篇。（注：参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17-418页。）这表明王劭的考订是确实的。这种考订的方式对后人是有启示的，20世纪初王国维所发明的地下文物与纸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如果要探寻其历史渊源的话，也还是可以追溯到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