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先生是我国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几十年来，他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多方面吸收历代学术著作中的精华，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开辟新领域，运用新方法，发掘新史料。由史学而经学、小学，由实学而哲学，由哲学而理论物理，在各个领域都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巍巍然成为大家。对杨先生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作出全面评价，这不是浅学如我者力所能及的事。我只能如管中窥豹，仅就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以此作为对这位当代学界巨子的纪念。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杨先生的学术生涯，是由师从顾颉刚先生开始的。他早年最负盛名的著作，当推1936年1月与顾先生合作的《三皇考》。这篇煌煌数十万言的大文，对“三皇”说从提出到定型的演变过程进行了透彻的考辨，可算是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整理古代传说的一篇杰作。杨先生后来被人目为“顾派”，与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然而，杨先生本人却从不以“顾派”自许，也并不以掌握了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而固步自封，而是追求更进步的历史观，在1936年留学日本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杨先生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的情况，童书业师在他的一篇回忆录中曾作过这样的记述：“当抗日战争爆发稍前，杨向奎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杨先生开始与我认识，在我到北京后），他告诉我日本史学界和中国留学界对于马列主义史学研究的热烈，使我很受感动，把我埋在脑海深处的陈独秀经济史观的影响引发了出来，我开始想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了。我替顾先生写的春秋史讲义附录中提出经济是历史的重心，政治文化受经济社会决定的看法，后来又把这个看法写在我的《春秋史》里。”童先生为杨先生的介绍所感动，“开始想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杨先生则更进一步，在他1943年写出的《两汉经学与政治》一书中表现出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实际尝试。这部著作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论述以“主运”为基本精神的五行相生说是思孟学派按先秦诸子和《左传》、《国语》、《洪范》等五行说的“往旧”而倡，它最早滥觞于殷代的五方观念，非如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所说是刘歆一派的伪造。邹衍原来是儒家，他的五行系统也应是相生而不是相胜，但他又主张相胜，这是他由儒家走向变节儒家双重人格的表现。其原因是，邹衍最初本来“以儒术干世主”；宣传所谓“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论调，结果不被人重视，于是改变了主意而倡相胜说，以惑当时六国的君主，非如顾先生所说他最初即主张五行相胜。后一部分转向较详细地论述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思想交流，并由此揭示出公羊学派的发展变化。他指出，《公羊》政治理论的基本要点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秦始皇时的统一，实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也部分地实现了公羊学派的思想。不过，秦始皇并不重用公羊学派而是重用法家。实现了公羊学派的理想而又重用了公羊学派，是汉武帝时代的事。武帝时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的思想渊源可以分作两方面：一方面是思孟学派，从此他引来了五行说，这是他讲“天人之学”的根据，与此相联的还有他继承正统派儒家维护宗法统治的礼说和“则天法古”的思想；另一方面是荀子学派，这是同于公羊的历史学派。从荀子那里，他引来了重“分”的礼说和正名思想，并且把荀子的性恶论改造为王者性善而万民性恶的理论；从公羊那里，他继承了大一统和改制主张。但他的改制只是一种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比法家的变法倒退了一大步，也比《公羊传》的改制倒退了一步。他的历史哲学也不同于《公羊传》的历史哲学。本来法家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公羊派的三世说接近法家，董仲舒的三统说承袭了公羊派但又倒退了一步。前期公羊派本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而接近法家，到汉武帝时代，地主阶级政权已经巩固，董氏的公羊学派也就倒退了一步而接近儒家。正统派儒家有宗教色彩，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它。杨先生的精辟分析，不仅理清了董仲舒的思想渊源和先秦法家经公羊到董仲舒的学术演变脉络，而且以地主阶级地位的变化和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来解释这种演变的深层原因。在我们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学术思想史的可贵实践。这种实践，反映了杨先生在研究历史的根本指导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正是由于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杨先生才能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得风气之先，带动了他周围的一些老先生转变了学术思想，使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文史哲》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学术园地之一。嗣后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史研究中，杨先生运用唯物史观愈来愈熟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后来总结自己一生治学的经验时说：“我始终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而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但无论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须有哲学基础，我所说的哲学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科学，一定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富于哲理的话，是他一生追求科学方法论的结晶之言。
    二、为《左传》、《周礼》洗冤和发掘孔府档案
    杨先生是一位脚踏实地求真求是的学者，他继承了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非常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根据史料来研究历史，首先要占有充足的史料，没有史料的史学家就等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扩大占有史料的范围，他对历代学者考辩古籍的成果进行审慎的抉择，一方面吸收其中可靠的辨伪成果，另一方面又对因失于主观武断而造成的错案予以大胆的否定。为《左传》和《周礼》洗冤，就是他“辨真”工作的一个范例。